从蜀汉建兴六年（228）到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曾五次北伐曹魏，不过最终战果较为有限。关于诸葛亮是否应当率师北伐以及其北伐的战略目的，历来众说纷纭，但大都不够全面。诸葛亮“隆中对”里指出的刘备跨有荆益后北伐的目的、法正向刘备提议北攻汉中时谈到的三重目的、刘备托孤遗意等，这些对诸葛亮秉政后确定北伐的战略目的都有影响。

在对诸葛亮北伐进行分析时，首先要判断诸葛亮北伐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 : 是以攻为守，是疲弊魏国，还是兴复汉室？而这还要从他在“隆中对”里提到的“成霸业”、“兴汉室”谈起。为此，我们首先要对“霸业”与“帝王之业”进行区分。

建安五年（200），鲁肃在周瑜推荐下见孙权时，孙权曾问 ：“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遗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看来他本意只是要建立如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业而非帝王之业。但鲁肃却劝他 ：“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鲁肃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也难以除掉，因此劝孙权占据一方而称帝。这深合孙权意，多年后他还对陆逊说过：“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建立霸业的典范人物是齐桓、晋文，而开创帝王之业的典范人物则是汉高祖。孙权之志得以从“桓文之功”转到“高祖之业”上来，鲁肃之言起到了相当作用。

后来刘备在隆中见到诸葛亮时，也曾问过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看来刘备意在兴复汉室，消灭奸臣。而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也归结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与鲁肃不同，诸葛亮认为汉室是可以兴复的，并主张刘备通过建立霸业来兴复汉室。这与刘备可谓“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诸葛亮并未对刘备提及“帝王之业”。可以很明确地说，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到的北伐目的就是兴复汉室，这对分析后来他在蜀汉秉政时期北伐的最主要目的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刘备在占据蜀中后也曾进行北伐，这次北伐的目标是攻取汉中。法正在劝刘备取汉中时提出“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这样看来，攻取汉中的战略目的是多重而非单一的，包括为将来继续向曹魏方面进攻打下基础。此次北伐汉中也可以看作是全面实现“跨有荆、益”战略的一部分，汉中正属于益州，但当时为曹操方面所控制。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在占领汉中后，被臣下推为汉中王。他在向汉帝上言中有 ：“臣退惟寇贼不枭，国难未已，宗庙倾危，社稷将坠，成臣忧责碎首之负。若应权通变，以宁靖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此时他仍抱有“宁靖圣朝”、拯救社稷、枭除“国贼”的目的，而这就需要继续北伐以建立霸业。

次年（延康元年，220），曹丕称尊号，并改延康为黄初。当时益州传闻汉帝遇害，刘备于是“发丧制服”。诸葛亮、许靖等劝刘备即位时上言中有 ：“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绍嗣昭穆”。后来刘备称帝时为文中有 ：“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惟否德，惧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

这样看来，刘备登基时名义上是承续汉室江山。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割据政权，而是要兴复汉室、恢复汉帝国。不过，此时要兴复汉室，就不再是拥戴汉献帝以建立霸业了，而是要成就自己的帝王之业了。欲实现这样的目的，他显然不应困守于蜀中。

由于孙权方面袭占荆州江陵等地并杀关羽，诸葛亮“隆中对”里提出的从荆州、益州两路北伐之策已无法实现。刘备即位后，面临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 ：或是东攻孙权，或是北伐曹魏。那时赵云等主张北伐——他提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不过刘备的内心会认为北伐的难度其实比东征更大，这是因为曹魏实力明显强于孙权方面，加上曹丕已派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降将孟达等人攻占了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这就更不利于刘备北伐。另外，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到的北伐时机是“天下有变”，而刘备会认为当时还没有出现适于北伐的“天下有变”时机。这些应该是刘备选择东攻孙权的重要原因。赵云的建议可说是“先魏后吴”的统一战略，而刘备实际上采取的是先攻吴后伐魏的战略。

至于诸葛亮的观点是否与赵云相近，也反对东征，以往论者有不同见解。余明侠认为由于刘备“正在盛怒之际”，加上诸葛亮兄长诸葛瑾在孙权手下为官，诸葛亮为避嫌未发表主和或主战的言论。此说可为参考。蜀汉政权内部的争论或对应着诸葛亮内心的矛盾。“隆中对”未提到孙权方面可能“背盟”，也未提及荆州可能丢失。在当时情况下东攻孙权固然有违于“外结好孙权”的策略，北伐曹魏则失去了从荆州进军这重要一路，再加上时机也不算合适。

章武二年（222），刘备所率部大败于孙权军队，次年他就病逝。刘备对诸葛亮嘱以后事时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关于刘备“托孤”的用意，争论也不少，但多未将其与兴复汉室联系起来。刘备并不想建立一个割据政权，而是想兴复汉室，他希望在他去世后诸葛亮去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诸葛亮之才“十倍曹丕”，因此有能力达成这一目标，这就是所谓“终定大事”。至于其嗣子刘禅，刘备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他能独立实现这一目标，最多是在诸葛亮辅佐下来达成。而他所说诸葛亮“可自取”之言，当然是与兴复汉室相矛盾的，可以视作劝勉之语。在此要指出的是，刘备之所以临终对诸葛亮委以重任，除了考虑到后者的才能外，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后者是心存汉室的。

诸葛亮秉政后，在建兴五年（227）北驻汉中，出发前他向刘禅上《出师表》。该表文开头就写道：“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所谓“创业未半”，说明刘备的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割据政权。至于率师北伐的目的，他也说得非常明确 ：“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之语，明确地表达了诸葛亮北伐的主要目的，并说明其志不在维持一个割据小朝廷。

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此时所谈兴复汉室是指兴复蜀汉的汉室，已不同于“隆中对”时所谈兴复东汉的汉室。不过此时要成的帝王之业，也可说是继承汉高祖、世祖（光武帝）的帝王之业。东吴张俨所著《默记》还载有诸葛亮《后出师表》。本文篇幅有限，不讨论该表的真伪，但认为通过分析该表可以掌握诸葛亮的思想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这里比《出师表》说得还明确，刘备的“遗意”是要兴汉灭“贼”，使“王业”不偏安。

诸葛亮在该表中还为其不断出兵北伐作辩护。他提出即便北伐一时遭受挫折，也不能停止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他引用了曹操的例子，表明北伐即使没有必胜把握也要进行下去，并且不可能不遇到种种挫折就顺利地成功。诸葛亮还表示：“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有《论语·宪问》中“知其不可而为之”之意。兴复汉室的目标是诸葛亮“遂许先帝以驱驰”时就明确的，也是刘备托孤之“遗意”，因此诸葛亮要不计得失成败而为之竭尽全力，这样他就在数年间几次北伐。

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被杀后，刘备集团中一些人反对进攻孙权的理由之一是“国贼是曹操”，故应先讨曹操。刘备去世后，诸葛亮也未对蜀汉夷陵之败复仇雪耻。后来孙权称帝，诸葛亮主张予以承认的主要理由也是从利于北伐考虑的，那就是联孙权可以使蜀汉北伐“无东顾之忧”，而魏“河南之众不得尽西”。但如果不北伐或不继续北伐，则他不为关羽报仇、不为夷陵之惨败雪耻以及承认孙权“僭逆”就不是忍辱负重，而是苟且图存了。

刘备、诸葛亮立国都不会以偏居一隅、得过且过为宗旨。兴复汉室是北伐最重要的目的，而它是与统一相联系的。这样看来，北伐战略应该是“先魏后吴”统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伐军事行动也应该是统一天下军事征伐的重要组成部分。曹丕、曹叡固然被蜀汉视为篡位之君，孙权同样也是僭号之君。但是蜀汉不能同时两线作战，而是先北伐灭魏，成功后再灭割据之吴。

法正在劝刘备取汉中时提出的“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也应为诸葛亮所知悉。诸葛亮在秉政后的北伐，不会仅有单一目的，而会有多重目的——它们也可说有上、中、下之分，并且应该比法正以往所提出的更周全。除了兴复汉室这一最重要目的（对应于法正所言“尊奖王室”）外，诸葛亮北伐也有这样的目的——即便未能消灭曹魏，也应使蜀汉在雍、凉控制部分地区（更理想的情况是控制整个或绝大部分凉州）。这一目的对应的战略目标是次要目标，是在主要战略目标兴汉灭魏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可以阶段性实现的目标，不过该次要目标如果能实现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以后继续达成主要目标。

诸葛亮北伐还有助于推行他在“隆中对”里提出的“西和诸戎”的策略。诸葛亮在攻占武都郡与阴平郡后，后主刘禅诏书中提到他“降集氐、羌，兴复二郡”。他在北伐中注意动员陇右氐人、羌人支持其军事行动，这对蜀汉军队的攻势作战有一定辅助作用。这可以说是他通过北伐建立的反魏多民族“联合战线”。

有论者提出诸葛亮北伐目的在于“通过对外战争的特别渠道，培养、发现和搜罗蜀治国用兵之才，来弥补蜀国存在的严重人才不足”。诸葛亮北伐应该也有此目的，但将其视为他北伐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则明显是错误的——不过可以把它看作他北伐的次要目的之一。北伐还附带一个目的，就是择机将部分雍、凉民众迁移到益州，尤其是汉中，这是因为当年刘备取汉中是“得地而不得民”。

除此之外，诸葛亮率师北伐还能使魏国扰攘不宁，这就是“跨陵边疆，震荡宇内”。这应该有两方面意义 ：首先是对魏国施加军事压力，其次是对魏国保持政治压力。曹丕登基后，曹操时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已经失去了，而诸葛亮“兴复汉室”（或“兴汉讨贼”）的旗帜却具有一定的政治吸引力，尤其是考虑到曹魏政权建立时间还不长，有部分民众对汉朝还留有感情。

上述这些目的可以说是北伐第二层次的目的。另外，诸葛亮北伐还有第三层次的目的。当年魏文帝诏群臣议刘备是否会为关羽向孙权复仇。群臣认为 ：“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唯独侍中刘晔说 ：“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参照刘晔对刘备东征的看法，诸葛亮的北伐也可以说是以攻为守，以弱示强，“用众以示其有余”，但这不是他北伐的主要目的，仅属于非常次要的目的。另外，诸葛亮伐魏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做给东吴看的，让孙权及其属下知道蜀汉实力不可小看，这有助于彻底断其在刘备去世后谋蜀之念。诸葛亮或还想以其北伐的实际行动激励孙吴方面更积极地向魏国进攻，从而对他的北伐予以更积极的配合。

有人提出，诸葛亮北伐带有转移内部视线、缓和内部矛盾的目的，这种观点是不是正确呢？这涉及到蜀汉内部的派系斗争在诸葛亮掌权时代究竟有多严重的问题。刘备在世时，益州的派系分野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一是他投奔刘表前就追随他的人士，包括幽州、青州、徐州等地人 ；二是他在荆州时接纳的人士，主要是荆州本地人 ；三是他攻益州过程中及取益州后录用的人士，包括益州本地人以及外地侨居益州者（“东州人”）两部分。刘备去世后，第一部分人士已经很少，不过另外三方矛盾是激化还是缓和了呢？在诸葛亮大权独揽的局面下，未见有任何人向其权威挑战，这说明当时蜀汉内部斗争并未激化，因此缓和内部矛盾应该不是诸葛亮北伐的主要目的，但不能说诸葛亮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应该会认识到，北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凝聚内部共识、进一步缓和内部矛盾的作用。

陈寿认为诸葛亮多次北伐还有一个原因是 ：“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诸葛亮对其手下文武大臣的才能是心里有数的，比如他指定的继任者蒋琬与费祎都远不如他。诸葛亮去世后，杨敏曾攻击辅政的蒋琬 ：“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而蒋琬也承认 ：“吾实不如前人”。后来费祎曾对姜维说 ：“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 ；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可以说，诸葛亮对他去世后继任者更难以实现北伐目标（包括对北伐缺乏热情）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另外，诸葛亮还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消逝，蜀汉立国的这一代人才会逐渐去世并且后继乏人：“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在三国中，蜀汉最小且人口最少，刘备连年征战所集合的四方精锐在不断损失，并且仅靠益州这有限区域是难以弥补的。这也使诸葛亮有时不我待之感，他会认为时间对蜀汉北伐来说是最重要的不利因素之一。然而，这类担心也使得他在战略上有不计胜算之嫌。换句话说，他在胜算不大的情况下坚持北伐，是因为他考虑到以后北伐胜算会更小。

综上所述，诸葛亮北伐的目的不是唯一的，可以说是多重的。当然这多重目的中也有主次之分。这些目的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兴复汉室、推进统一为第一层次 ；扩大占领区、联络氐羌、搜罗人才、疲敝魏国等为第二层次 ；以弱示强、凝聚内部等为第三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第一层次的目的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可以公开加以宣传的，因为这与蜀汉北伐的政治优势有关。北伐是蜀汉政权继承东汉政治遗产的重要标志性行动，它本身就具有特定的宣传意义。

这里我们还要将诸葛亮北伐目的与孙权北伐目的进行比较。孙权也曾多次指挥北伐，但他并没有兴复汉室的目标，并且与刘备、诸葛亮不同，他也无从举起这面旗帜号召人心。至于通过伐魏在长江以北扩大占领区的目的，他还是有的，这对应着法正所说的“蚕食雍、凉”。不过，孙吴方面人才的缺乏不象蜀汉那么明显，因此孙权应没有通过北伐搜罗人才之意。另外，孙吴战略的基调是“限江自保”，这样其北伐在相当程度上有以攻为守之意。总体说来，就北伐而言，孙权并不如诸葛亮积极，而且在这方面他也缺乏那种巨大的责任感

下面还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诸葛亮北伐是否能实现上述三个层次的目的，尤其是兴复汉室这一主要目的。应该说，实现该主要目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不能说没有任何可能性。

东吴大鸿胪张俨就认为 ：“自操、备时，强弱县 ( 悬 ) 殊，而备犹出兵阳平，禽 ( 擒 ) 夏侯渊。 羽 围襄阳，将降曹仁，生获于禁，当时北边大小忧惧，孟德身出南阳，乐进、徐晃等为救，围不即解，故蒋子通言彼时有徙许渡河之计，会国家袭取南郡，羽乃解军。玄德与操，智力多少，士众众寡，用兵行军之道，不可同年而语，犹能暂以取胜，是时又无大吴掎角之势也。今仲达之才，减于孔明，当时之势，异于曩日，玄德尚与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军而图敌邪？昔乐毅以弱燕之众，兼从五国之兵，长驱强齐，下七十余城。今蜀汉之卒，不少燕军，君臣之接，信于乐毅，加以国家为唇齿之援，东西相应，首尾如蛇，形势重大，不比于五国之兵也，何惮于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胜，制敌以智，土地广狭，人马多少，未可偏恃也。”他就认为诸葛亮伐魏还是有成功可能性的。

然而，诸葛亮北伐的实际结局是“兴复汉室”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统一天下这第一层次的目的远未实现。不过即便如此，就第二层次的目的而言，诸葛亮北伐还是有一些收获的，比如他在建兴七年（229）的北伐中派部将攻占武都、阴平二郡（此役他自己率军逼退魏雍州刺史郭淮），这可以说是在“蚕食雍、凉”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另外，建兴六年（228）春的北伐中，他“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并得到姜维这一“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的凉州“上士”。这样看来，通过伐魏他可以为蜀汉增加一些人口，并获致新的人才。

诸葛亮连年北伐在一定程度上使“西土苦其役调”，但同样也使魏国疲弊。如果他不断进行北伐，是否能获得优势呢？张俨《默记》中在比较诸葛亮与司马懿时有以下论述 ：“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

在北伐诸役中，蜀汉军队固然曾有损失，但也取得射杀魏国名将张郃、击败雍州刺史郭淮等战果，这对魏军具有相当的震慑作用。而以攻为守、以弱示强等第三层次目的的实现，就更不用说了，司马懿多次的避战就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诸葛亮的用兵伐魏对东吴人士的心理也是有影响的，使他们虽曾获得夷陵之战大胜但也因此不敢小觑蜀汉。至于凝聚内部力量、进一步缓和内部矛盾等其它第三层次的目的，应该也可说是大致实现了。在诸葛亮开始北伐后的数年间，蜀汉国力主要用于北伐方面，而内部几乎没有反对北伐的声音，且未出现任何政治动荡的迹象。

至于诸葛亮伐魏之所以未取得更大战绩，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制于粮草问题。而他在建兴十二年（234）的北伐中已采取新的策略——在渭南“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可惜他在当年病逝，否则或许会有新突破——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诸葛亮北伐之失从战略方面考虑主要有两点：一是使得本来国力就较为弱小的蜀国疲于应役，二是使得魏国将其部分军队从对东吴作战的南线调往对蜀汉作战的西线，并把司马懿这样重要的将领也调往西线。司马懿原本主张魏国应采取“先吴后蜀”的统一战略，然而诸葛亮的北伐使得魏国不得不优先考虑西线防御问题。

在分析诸葛亮北伐得失的问题时，还应注意将它与后来姜维的多次北伐相区别。姜维在蜀汉末期的北伐更明显地属于弊大于利，并且使蜀汉疲敝的情况更严重。姜维在伐魏过程中遭受过重大挫败，主要是段谷之战与侯和之战。这些挫败对司马昭与钟会决定在景元四年（即蜀汉景耀六年，263）伐蜀是有一定影响的。以前司马懿等主张实行“先吴后蜀”的统一战略，但司马昭、钟会则下决心采取“先蜀后吴”的统一战略——而该战略也确实获得了成功。在此要指出的是，诸葛亮去世后，曹魏仍不敢向蜀汉大举进攻 ；而姜维尚未去世，魏国钟会等已判断灭蜀时机到来，由此也可以看出诸葛亮北伐与姜维北伐就后果而言是有重大区别的，而这种重大区别对审视诸葛亮北伐的目的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有些批评者（比如张大可）认为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在北伐中诸葛亮虽未获得决定性胜利，但仍取得一些战果。正如上文指出的，其部分战略目的或多或少得以实现。还有人明确提到诸葛亮北伐带有“极大主观盲动性和冒险性”，比如岳玉玺就写道 ：“诸葛亮的北伐中原的战略，是既不符合当时蜀国的国情，又不符合当时中国全局的实际的，其战略目的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和民心归向的，因而它是一个带有极大主观盲动性和冒险性的错误决策。这也是它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这种观点是很偏颇的。

诸葛亮北伐确实未成功，但不能武断地说它“违背历史发展趋势和民心归向”——如果历史发展趋势是国家的统一，诸葛亮的北伐也是顺乎该趋势的，相反割据自守才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另外，诸葛亮北伐是有明确战略目的与规划的，不能说有“极大主观盲动性”；至于说“冒险性”，从魏国司马懿等对诸葛亮北伐主要采取避战策略来看，这一点也不明显。那么是否可以用大概三十年后蜀汉政权的灭亡来责难诸葛亮的北伐呢？关于蜀汉的灭亡，诸葛亮的后继者包括姜维等都有重大责任，而他们应负的责任并不完全与执行所谓“诸葛亮路线”有关，与诸葛亮北伐的关系就更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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