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诸将帅，以粟裕大将的战略思想最为灵活，也最敢于向中央斗胆直陈，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中央的既定战略。自1947年底至1948年济南战役，粟裕先后三次提议改变中央的既定战略，而中央军委竟然也次次同意粟裕的意见，形成良性的上下互动，进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

一、四大野战军司令，粟裕最大胆

解放战争中，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大野战军司令员的个人气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四大战略区战争形势特点。

西北战场空间广大，敌人势力偏于保守，需要硬吃硬打，来不得什么取巧。彭总性如烈火，不畏艰难，指挥风格上又天然克制胡宗南，没有什么心理负担，故而西北战事几乎是硬桥硬马，场场都是硬仗。

中原战场刘邓首长讲政治顾大局，指挥艺术变幻无方，令敌人不知所措。挺进大别山之战局中，最需要这样的担当和能力，故而刘邓大军向死而生，竟能在敌之腹心以弱势兵力求存求强。

东北战场形势较为简单，敌欲北进，我欲南下，关键点在于谁率先发展起庞大力量。杜聿明虽然军事上在行，但政治上远逊于我东野林罗首长，在发展力量上失了招。

华东战场，在各大战略区中面临形势之危也不须多言。

其一，华东当面的敌军最多最强大。邱清泉、黄百韬、王耀武等精锐兵团齐集豫皖苏鲁一带，始终对华野保持着极大压力。

其二，华东战场虽云华东，却有津浦、陇海线贯穿东西南北，又有运河直通、黄河为阻，战略方向既不像东北战场比较简明，也不像西北战场战略要点较少利于攻防。华东战场紧邻中原，东西南北面都有敌人，区内重点城市极多，济南、徐州、开封、蚌埠、淮北、宿县、商丘等地，都能为国民党军提供依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理清主要战略方向，极为考验战略眼光和能力。

其三，华东战场靠近南京，利于国军快速增兵。我军在华东战场主要依托的基地是沂蒙山老区。敌补给快，我补给慢，且潜力有限。

粟裕作为华东野战军实际上的军事负责人，对战场局面有着深入的思考，知道华东战场非常不好大，一招失策，便会引起满盘皆输。古语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中央军委有时考虑各战略区的战役安排，有时反而不如当地将帅更为清晰。当粟裕认为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与战场实际不相符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毕竟兵凶战危，华东战场一点错也犯不起。

我们且看看，粟裕都提了什么不同意见。

二、第一次建言：华野不能蜷缩在陇海线以北

1947年8月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刚过陇海铁路线，便陷入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刘邓大军执行的是不要后方的战略，处境极为艰难。

中央为改变刘邓的困难处境，一方面令陈赓谢富治兵团出豫西策应，一方面令华野抽组主力组建西兵团，在陇海线以北打几个大仗，吸引敌人主力北还，以减轻刘邓的压力。

粟裕亲率华野西兵团迅速按中央命令进至鲁西南，打了几仗后，粟裕发现了新的变化。

国民党军判明了刘邓南进的意图，集结了大量兵力围堵。如果华野不过陇海线，国军正好可以将我两大野战军隔开。

徐州一带敌军兵力充足，完全可以应付华野西兵团。这样一来，不仅刘邓大军的困境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华野还将因为无谓的分兵，而陷入鲁西南、苏北国军围攻。

反复筹思之下，粟裕向中央提出建议，华野西兵团应迅速向南越过陇海线，到河南腹地作战，以坚决有力的歼灭性战役，迫使河南境内的敌军北撤。

中央军委与粟裕反复沟通，也意识到了局面的严重性，于是同意粟裕意见。

南过陇海线，既出乎我方统帅部的意料，同样也令敌军大出意料。华野的根据地在山东，越过陇海线后失去补给，这仗还怎么打。

国军没想到粟裕会这么打，一时间部署上产生混乱，赶忙调兵追击。结果因为提前筹划不到位，诸部追兵失去了协调，渐渐产生了孤军突进的情况。粟裕要的就是这个局面。

他在鲁西南沙土集一带，抓住战机，集中主力全歼敌57师9700余人，打乱了国军的布局，在鲁西南建立了一条战略通道。华野西兵团顺利进入陇海线以南，驰骋于豫东。

这一股生力军一进河南，立即使追击刘邓的国军腹背受敌，华东、中原敌军把注意力都转向了粟裕。刘邓得以顺利南下。

二、第二次建言：华野挺进江南不可行

刘邓挺进大别山后，引起蒋介石高度恐慌，调集大军向大别山地区发起围攻。中央尝到了战略挺进的甜头，决定如法炮制再来一招战略妙手。

经过审慎研究，中央打算让华东野战军抽出主力纵队，渡江南下，到浙江一带建立根据地，一举打进国统区的腹心之地。

这一招真是匪夷所思。如果我军真的挺进江南，必将从根本上破坏国民党的统治，真正将战争从内线引入外线。

但任何战略设想，都要有充足的现实条件来支撑。我军挺进江南，面临几大困难：

第一，我党我军已离开江南十几年，蒋介石在其腹地推行白化统治，那里缺乏必要的革命基础。

第二，交通线漫长，即使我军能突破重重困难顺利渡江，渡江之后呢？国军如以重兵围困，我将无以立足。

第三，华野并无兵力优势，如果将主力抽调南进，则华东战场敌强我弱之局面将更加恶化，如果华东有失，纵使进入江南，亦将是舍本逐末。

据此，粟裕向中央斗胆直陈，目前挺进江南时机不合适，应将主力留在华东、中原战场，打几个决定性的战役，彻底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这是中央和野战军在根本战略上的分歧。中央也考虑到了华东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暂缓渡江南进的决策，但相关工作准备仍在进行，华野也坚决执行了中央命令，抽组三个主力纵队，连司令员政委都定好了。

但粟裕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站在党的事业的全局考虑，豁出被中央批评的危险，又对局势作出了分析。1948年4、5月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粟裕在会议期间，当面向中央汇报了自己的考虑。经过反复会议讨论，中央终于认同了粟裕的看法，再次决定推迟南进之议。并重新为华野定下新作战目标，即在1948年夏天，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以消灭敌整编第五师（邱清泉部）为目标，歼敌十一、二个旅。

粟裕极度感谢中央对他的信任，以立军令状的姿态，受领了新的作战任务。后来，粟裕指挥华野进行了豫东战役，连克开封、商丘、许昌等城市，全歼区寿年兵团等部共达十余万人，超额完成中央定下的决心。

虽然没有歼灭邱清泉，但粟裕以弱势兵力，动辄将敌一部包围，要来则来，要去则去，敌人追不上围不住，还必须时时注意不要被粟裕分割包围。华东各部国军，在军心上已经极度恐慌。

豫东战役之前，国军诸将领尚敢狂言，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那种仗只不过是国军不小心。而豫东战役之后，连杜聿明、邱清泉、黄百韬等一流将领，都收起了狂傲之心，不敢再有任何轻视之意。

中央得悉华野取得了如此重要的胜利，痛快地改变了战略，指示粟裕不必再渡江南进，按他的筹划，继续在中原、华东打大仗。

三、第三次建言：济南早打不如晚打

1948年7月，华野许世友谭震林兵团，攻克了兖州，切断了济南和徐州两大战略枢纽的联系。中央预感到进攻济南、拔除敌在山东的中心据点，有了一定条件。同时决定利用围攻济南之机，调徐州的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兵力北进救援，以创造运动中歼敌的机会。

这个战略无疑是对的，也是根据以往我军经验作出的正确决定。

粟裕在充分理解中央意图的基础上，作了非常大胆的预测。

他感到，经过豫东战役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攻克河南省会开封这样的大城市，我军有了攻克坚城的能力。同时，随着我军战略目标逐渐指向省会城市，战争规模也将从局部歼灭战转向中心城市的攻略，这就意味着主力决战将成为今后的常态。

根据中央的命令，许谭兵团以不足10万人的兵力，进攻王耀武10万人据守的坚固城市，目的根本不在于打济南，而在于吸引邱、李、黄北上。

而我华野全军实力当时已经多达30万，没必要过度谨慎，把战役目标定的那么小。

所以，粟裕果断向中央发电，请求改变既定计划，不要急于在十几天内发动济南战役，而应给华野一个月的休整与集结时间，拿出大决心，敢于吃掉济南。

中央被粟裕的超级大胃口吓到了。

要知道，济南、徐州两地能投入战役的国军多达28万人。而且济南在日据时代，修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王耀武号称济南城防可抵10万精兵。有城防的加成，再加上徐州强大部队的增援，我军能不能实现攻城与打援的双重目标，着实把握不大。

就济南战役一事，中央先后发了七封紧电，反复与粟裕讨论战役安排。粟裕的决心可不是轻易拍胸脯下的。他反复列举华野各部的情况，分析邱李黄等人豫东战役后畏粟如虎的心态，并向中央提出了进攻济南的三种可能性，提出了14万攻城、18万打援的计划。

特别是阻援阵地的布置，粟裕详细排列了我军沿津浦线和运河层层阻击的能架势，一封封电报，让我军总部参谋人员彻底折服。这种巨蟒缠身的阻援布势，敌人不来则已，来必受死。

最后，中央同意了粟裕的建议，命令华野各部休整一个月后集结，按粟裕的策略攻城与打援同步进行。后来事实果然如粟裕所料，许谭兵团围住济南城后，徐州援军北进鲁南，刚一和粟裕的打援部队接触，便感受到了华野的浓浓杀气，根本不敢放胆北进。

王耀武坐困危城，面对许世友、谭震林的强大攻势，居然越打越沮丧。后来吴化文一部战场起义，济南城轰然破防，我军取得济南战役全胜。徐州之敌连济宁都没过，便灰溜溜逃回老巢。

这次的建言，是粟裕与中央最有默契的一次互动。作为方面军的统帅，他既能够准确领会和发展中央的意图，更能从全局的高度，补充和改善中央的作战安排，有这样的司令，何愁仗不越打越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