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才2个多月时间，毛泽东主席便应斯大林之邀，访问苏联。

不仅中国、苏联两国关心此访，西方国家对此也分外关注。一天，英国通讯社向外界发布了一条重磅消息：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原因是毛泽东本人和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基本没有什么活动。

消息一出，世界哗然。

当时可能无法弄清事情的内幕。那么，这则消息究竟可不可信，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现在可以剥出真相了。

本文将带您走进“历史现场”，看看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1 毛泽东出国访问苏联其实很不顺利，用“一波三折”来形容都不为过

1948年春天，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带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离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陈南庄，搬到了中央工委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

毛泽东则带着极少数人，住进毫不起眼的花山村。

没有几个人晓得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原来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带六七个人出国访问苏联，拟从花山出发，经内蒙古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再由苏联派飞机来接。

住在花山，是为等待斯大林的回信。

此时毛泽东计划去苏联，自有深意。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很大胜利，整体形势趋于明朗，建立新中国只剩下时间问题。然而建立新政权、成立新政府，必须考虑能否得到国际承认。

毛泽东认为：“我国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

让哪个国家率先承认，便成了头等大事。中国曾是半殖民地国家，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一屁股坐在苏联一边，全世界恐怕没有多少国家愿意承认这个新生政权。为避免孤立，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尤其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的承认，是关键所在。

因此，毛泽东做着访问苏联的积极准备。

可是斯大林对于让不让毛泽东来访犹豫不决。5月10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发电报，以来苏途中会经过火线地区、安全无法保障为由，建议毛泽东推迟动身。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两个多月后，于7月4日电告斯大林，近期可以动身。

7月14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又以苏联已经开始征粮工作为由，再次建议毛泽东把来苏时间安排在11月底。

推来推去，直至新中国建立，毛泽东的苏联之行也未成行。

斯大林找的理由，更多的都是表面的借口，真正的原因他没有说。斯大林很矛盾，矛盾的根源在于，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难以确定，对苏联在远东的利益难以割舍。

中国内战爆发后，斯大林一直在观望。他觉得与有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强大的武装力量相比，共产党很难取得胜利。他甚至觉得，蒋介石完全有能力统治中国。所以，斯大林不愿因毛泽东得罪蒋介石，更不愿得罪蒋介石背后的美国。

正是觉得毛泽东的力量不足以代替蒋介石的力量，斯大林不得不借重蒋介石，遏制威胁苏联安全的日本帝国主义。

于是，斯大林把对中国的援助，更多地给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有期待：“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这样，日本就不能扑向苏联。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访问苏联可谓难上加难。可斯大林毕竟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从感情上讲，他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尽管一再推迟毛泽东的苏联之行，但斯大林还是派米高扬于1949年1月秘密到延安访问，并于1949年5月接待了秘密访苏的刘少奇。

无论是米高扬访华，还是刘少奇访苏，都为毛泽东后来访苏做了铺垫。特别是刘少奇在苏联连续5次与斯大林密谈，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刘少奇告知斯大林，中共中央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斯大林表示，成立新政府的时间应该提前，无政府状态拖得越长，帝国主义越有可能介入干涉。

斯大林这一态度的转变，与中国革命取得的不断胜利是密切相关的。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已毫无悬念，斯大林的天平开始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苏联报纸也改变口吻，称国民党政权是反动政权。

至为重要的是，斯大林承诺，苏联会率先承认新中国并支持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了与斯大林交谈的成果，毛泽东果断决定加快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期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这一天，毛泽东如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第二天，斯大林践行承诺，苏联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即将于1949年12月21日迎来七十寿辰的斯大林，向毛泽东发出了访问苏联的正式邀请。

2 斯大林为何先是热烈欢迎、后又冷淡对待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踏上开往苏联的“9004号”专列。16日正午，毛泽东到达莫斯科。莫斯科车站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下午6时，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你还很年轻很健康嘛！”70岁的斯大林握住56岁的毛泽东的手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接着，斯大林询问毛泽东到苏联有什么想法或愿望。毛泽东说：“我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开场白过后，毛泽东与斯大林围绕战争与和平、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及中国国内建设等问题展开交流。

毛泽东最关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斯大林试探性地提出了三种意见：一是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条约；二是目前保留，将来条件成熟时再行修改；三是现在就进行修改。

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国民党和苏联签订的。结果不仅丢了外蒙古，而且还有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30年、大连为自由港等不平等内容。

提出三种意见后，不等毛泽东答复，斯大林就先做出了选择：不修改现有条约，考虑中国立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实际做法上作些修改。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实际上则撤出苏联军队。长春铁路也可采用类似办法。

毛泽东的底牌是废除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然而此时毛泽东不能亮出这张底牌，他无比清楚还没到与斯大林抗争的时候。

“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外，长春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对毛泽东务实而又灵活的话语感到吃惊。毛泽东的回答可谓一箭双雕，在条件不允许时不作改变，条件成熟后干脆推倒重来，而不是小修小改小打小闹。

条约问题只能先谈到这一步，毛泽东和斯大林把话题转到贷款、贸易、管理国家事务等方面，话题就变得轻松愉快多了。

然而之后半个多月时间，斯大林不再约见毛泽东。斯大林既不自己去看毛泽东，也不安排其他人款待毛泽东，因此没有人敢去看毛泽东。

毛泽东是客人，主人不来拜访，不发出邀请，客人不能主动去拜访主人。何况毛泽东是大国领袖，他的一举一动代表着中国的尊严。

这样总是窝在住处，让毛泽东窝了一肚子火。

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又为何对毛泽东如此冷淡呢？

事出反常必有妖。罪魁祸首是柯瓦廖夫提交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本就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这份报告把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度几乎拉到了零点。

柯瓦廖夫原是一位铁路专家，日本投降后，斯大林委任他为苏联驻满洲中东铁路的全权代表，指导满洲铁路重建工作，是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苏联最高官员。他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

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内有些人过去是亲美反苏的，中共中央领导却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的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

高岗曾经提出建议，将东三省作为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共有十六个共和国），从而避免东三省遭到美国侵犯；另外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加强远东苏军。

刘少奇严肃指责高岗叛变。

柯瓦廖夫的报告，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怀疑。斯大林怀疑毛泽东会成为第二个铁托。

铁托曾参加过十月革命，并加入俄国共产党南斯拉夫支部，后成为南斯拉夫领导人，反对苏联干涉，挫败了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控制南斯拉夫的企图，与斯大林严重分裂。

有了这种怀疑，斯大林便改对毛泽东采取观察态度，一连数天不去看毛泽东。

西方媒体开始纷纷猜测斯大林是否软禁了毛泽东，而那家英国通讯社则说得有鼻子有眼：“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

为了消除种种猜测带来的不良影响，苏联安排塔斯社记者采访毛泽东，公布毛泽东在苏联的活动计划，间接地辟谣。

中苏还联合发了一个公告，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在商谈拟定中。

斯大林的态度，再次转向了友好。

3 毛泽东精心安排，说服斯大林同意周恩来赴苏谈判并签订条约

还是在国内出发、周恩来为毛泽东送行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有约在先：“一言为定，在莫斯科相会。”

毛泽东的计划是，他和斯大林敲定大的框架，然后由周恩来就条约具体细节进行谈判。周恩来的认真和精细，在谈判中会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斯大林最初不希望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因为他不想修改1945年签订的旧条约。毛泽东几经努力，一再要求，斯大林才表态同意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来莫斯科。

周恩来在路上便与毛泽东通电话。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

心中有数的周恩来一到莫斯科，一会儿也不歇息，径自去见毛泽东，商量如何着手工作。

在中苏双方就条约具体条文进行商谈之前，毛泽东和斯大林就重大政策性问题进行了正式会谈。

斯大林承认：已有的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必须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变了，那么现存的条约就落后于时代了。

毛泽东建议：借助条约和协定，把中苏友好关系固定下来，既要保障中苏两国繁荣，也须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毛泽东还着重谈了新旧条约的本质区别：

“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存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建立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新中国最需要的是建设和发展，因此，毛泽东着重谈的是经济合作。

大的原则确定后，周恩来带领团队与苏方开始了谈判。谈判有时候轻松，有时候压抑，火药味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基本是按原来定的盘子端出来的，毛泽东、周恩来都同意接受。

可是苏方又搞了一个补充协定，规定“无论是在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和远东地区的领土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都不给外国人提供租让权，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予的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

补充协定表明苏联对东北和新疆仍有企图。周恩来一眼看穿，当即指出：“这些地区不但有西方人，而且还有本国内的少数民族，这难道也算第三国？”

毛泽东虽然被迫接受了补充协定，但内心是愤怒的。补充协定侵犯了中国主权，表明了斯大林还想在东北和新疆建立新的殖民主义。

补充协定终被废止，这是后话。

再说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除旅顺撤军问题外，几乎完全推翻苏联的原有设想，要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

接到中方提出的草案，斯大林颇感恼怒。他安排提交了修改稿，其中提到，一旦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受到威胁，苏联军队和物资可以沿长春铁路自由调运。

周恩来又深深地被激怒了，苏方建议简直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为争取平等权利，周恩来针锋相对提出，中国可以沿满洲至新疆的苏联铁路调动军队和物资。

苏方又不接受周恩来的建议，还威胁说：“如果中方反对苏方的这一建议，苏方可以取消这一建议，但苏方必须把已缩短了的长春铁路租赁期延长十年。”

为了维护大局利益，毛泽东和周恩来只得忍辱负重，表示同意。

关于毛泽东最看重的经济合作，必须说说苏联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建设的事情。苏方提出，中方必须每月支付给每个苏联专家2000-4000卢布的费用，这是作为补偿苏联企业所蒙受的损失而赔偿给苏联政府的。

周恩来说，苏联专家的费用太高了。把苏联专家的费用换算成中国的小米，每名专家每月需要10000-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们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们只有2800斤小米。

苏方经过考虑后，同意把专家的费用缩小为每人每月1500-3000卢布。

数天数轮谈判下来，总算迎来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日子，1950年2月14日。

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身经历者才有切身体会：对于一个刚刚获得新生的主权国家而言，为了签订一份平等的新约，需要怎样去克制和忍耐，需要付出多少牺牲，其中包含了多少辛酸。

然而有意义的付出是值得的。毛泽东在条约签订一周年时还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之所以不敢放手把朝鲜战争扩大到中国，其中有一个原因便是忌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存在。

4 斯大林总是担心毛泽东搞“小动作”，但还是为毛泽东破了“戒”

条约已经签订，本文似乎可以完结了。可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让您更深入地理解他们各自的性格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有时会在夜间和斯大林进行密谈，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担任翻译。

一次，毛泽东回忆与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说到指挥员号召战士“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费德林没听明白，请毛泽东写在纸上。待毛泽东写出来，费德林又搞不懂“归”的含义，被卡住了，导致翻译不出整句话的意思，只好再次请求毛泽东解释。

这时，斯大林突然严厉地对费德林说：“你还打算长时间地在这里搞秘密活动吗？”费德林吓坏了，连忙解释：“是这么回事，我在理解上有困难。”

“你的困难是不是拖得太久了？”斯大林责问说：“你是不是想让我陷入中国字的迷魂阵？请按字面意思翻译这个字和整个句子。”

晚年的斯大林总是疑心重重，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

那次，毛泽东小声问紧挨着自己的费德林：“斯大林为什么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到一起？别的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做？”

费德林回答：“很难解释，这事最好问问斯大林自己。”

毛泽东反对直接向斯大林本人提问，说：“不用了，这不太礼貌。”

见到毛泽东和费德林在耳语，斯大林克制不住地问：“你们在那儿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

费德林感到恐怖极了，只得“出卖”毛泽东，说出了毛泽东的疑问。

斯大林这才放下戒备，温和地做出解释，说那是他自己早已形成的习惯。

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决定在大都会饭店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庆祝条约的签订和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的成功，同时作为告别的答谢宴会。

这个酒会却遇到了一个很难调和的矛盾。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因为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不适合中国这个主权国家。

斯大林却有个恪守了快一生的信条：决不出席任何国家不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任何宴会和招待会。

如果斯大林不出席中国举办的宴会，那么宴会必然是失败的。毛泽东决定面请斯大林。

毛泽东向斯大林陈述了不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的理由。斯大林回应说：“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

“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殷切地请您务必同意。”毛泽东坚持说。

70岁的老人斯大林没有急于答复，他在思考。过了好大会儿，斯大林终于开口说：“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希望这样，我去参加。”

斯大林打破了他信守一生的事物，这是多么地不容易。他是为毛泽东破的“戒”。

宴会的气氛非常融洽，毛泽东和斯大林谈笑风生。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开怀拥抱，却让西方国家惊愕不已。西方通讯社再也不能像看笑话一样地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而是发出了“中苏条约必然成为反殖民地宣传的强有力武器”的惊叹。

看完整个“历史现场”，我们不难知道，斯大林不曾软禁过毛泽东，但由于利益上的分歧、思想上的隔阂、怀疑心的驱使，斯大林确实很冷淡地对待过毛泽东。

毛泽东确实太强大，他不仅打败了斯大林曾经寄予厚望的蒋介石，让斯大林知道曾经的选择是多么的错误，而且让斯大林从自己身上找不到优越感，从而不得不平等相待。

平等，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流交往的基石。我们需要的就是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