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野六纵（二十四军）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在1947年1月至1949年9月解放前夕，连续换了3位参谋长。纵观华野、三野其他纵队（军），绝无这样频繁地换将情况。军级单位参谋长是非常吃重的岗位，毫不避讳地讲，此一现象代表了华野党委主要首长尤其是粟裕，对六纵的不满意。

一、连换3人有多离奇

众所周知，粟裕麾下一、四、六纵并为三大精锐主力，三位司令叶飞、陶勇、王必成号称“叶陶王”，是粟裕最信任最倚重的虎将，粟裕能对王必成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从撤换参谋长这件离奇之事或许能观察出一二。

六纵成立，系由原华中野战军六纵改称而来，部队基本都是原班人马。首任参谋长杜屏。1948年5月，杜参谋长调到四纵担任第10师师长，后来一直干到解放前夕。遗缺由时任六纵副司令员皮定均兼任，皮定均大名鼎鼎，中原军区一纵一旅也就是皮旅的旅长。

皮定均兼任挺有意思，一般来说是参谋长干得好升任副司令，基本是上兼。皮定均却从本职副司令下兼参谋长，可以看出六纵当时没有合适的参谋长人选，便由分管作战指挥的副司令下兼之。

皮定均只当了5个月参谋长，1948年10月即免兼，只任副司令。之后便由十纵参谋长赵俊接任，赵俊一直干到解放前夕。

对比其他纵队情况，能发现六纵这个问题并不简单。

一纵有二任参谋长，首任参谋长张翼翔任期1947年1月至1948年12月，占一纵战斗史绝大部分，可大略视作一任。十二纵一任，与此情况略同。

二纵两任参谋长，任期差不多。七纵、八纵、十纵、十三纵与此情况相同，不展开说了。

三纵较奇，只有一任，但直到1948年10月才配参谋长，之前大概由副司令兼参谋长。

四纵一任，梅嘉生，一直干到解放前夕。

九纵亦较奇，只有一任：聂凤智。聂凤智任期为1947年4月至8月，后来再未配参谋长。当时许世友升任山东兵团司令员，纵队司令由聂凤智接任。但许并没有离九纵太远，以他在九纵的崇高威望，大事小情均能参与，可能参谋长之事务仍由聂凤智代管，司令部各处直接对聂负责，因当时副司令也未配（刘飞只挂名未到职，仍在一纵负责指挥）。

十一纵一任，胡炳云同样未到底，1948年3月改任副司令，把参谋长的活干了但是未兼任。

总结一下，各纵参谋长或一任或两任，都比较稳定。像六纵这样换的多，而且任期比较古怪的绝无仅有。

六纵一直备受陈粟谭等新四军老领导信任，不存在打压谁斗争谁，没有黑幕。

总要有个原因，绝不是偶然。王必成并没有太理解为什么一直换，但也不敢问粟裕。

1947年1月至1949年2月，各大野战军的核心任务是打仗，战斗力是刚需。任何不利于提升战斗力的因素，都会非常重视、立即解决，任何头脑清醒的将领们都会做此选择。

笔者以为，很有可能六纵参谋长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二、问题早就暴露了

华野三大劲旅一四六纵，一纵相对来说比较全面，四纵作风极其刚猛，但四纵善于学习总结，能及时弥补短板，故直到渡江战役和席卷沪宁杭，一四两纵并未出现大的败仗。

六纵战斗力亦极强悍，但两头冒尖，涟水战役被整编七十四师击败，是王必成心头之狠。

致败之因，乃指挥不力。指挥不力，又在于判断情况出现失误。

第一个失误，华中野战军无线电侦听人员，截获到整编七十四师在涟水城西的无线电讯号，据此判断张灵甫可能会把城西当作主攻方向，而非我军一直认为的城南。据《皮定均中将》一书认为，是坐镇涟水的指挥员没能引起警觉，这位领导，当是时任华中六师师长的谭震林。

第二个失误，六师不恰当地把进行两个旅的部署调整。

两个失误中较为致命的是第二个。

张灵甫假装打城南，实际把主力都摆在城西强攻。王必成指挥的三个主力旅都部署在城南，以当时情况而论，应当立即率两个旅奔赴城西。实际战斗过程中，王必成始终担心张灵甫再玩声西击南的把戏，城南重兵不敢一下子调走。

王必成亲率一个旅到城西，仍然顶不住整编七十四师，于是六师政委江渭清再率一个旅从城南到城西增援。这就打成了添油战术。

而且，江渭清带的那个旅因为事先准备不充分，过废黄河的茭陵渡浮桥时组织不够严密，过河太慢，耽误了不少时间。

大家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在主场作战，竟然还出现如此问题。

六师师长谭震林固然有错过战机的失误，但他的主要职务是华中野战军政委兼前委书记，六师师长是下兼之职，六师主要作战指挥是副师长王必成，就像华中一师师长也由粟裕下兼一样。

谭震林在前线坐镇，具体组织指挥上的失误，应该是王必成的。所以当时正在宿北忙得不可开交的新四军军长陈毅一听说此事，怒不可遏地传令要撤掉王必成的职。幸亏江渭清亲自跑到宿北前指当面向陈毅求情，并解释了事情经过，陈毅才算作罢。

我们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原因当然有王必成指挥不力、料敌不准，但所有责任仅用这8个字显然不能全部涵盖。

六纵在第一次涟水保卫战中能击退整编七十四师，那次打的也是硬碰硬不取巧的实力之战，证明六纵和整编七十四师实力并无太大差距，只要部署的合理、指挥的到位，就不会出现一边倒。

二战涟水，六纵的致命问题就在部署和指挥，其中深层次问题又植根于战前准备不充分，包括如下：

1.通讯工作没有重视：侦听信号不重视；

2.侦察情报不到位：判断敌进攻方向错误，战斗打响才恍然大悟；

3.战场勘察不到位：不熟悉机动路线和战场环境、地形地物，渡河行动无提前准备；

4.兵力分配不合理：调两旅到西门不够用，还犯了添油战术的低级错误。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多人津津乐道于六纵失败是因王必成骄傲，懂一点细节的人可能还会说城内古塔上的机枪班被国民党军全部打死，等等。那些都无法全面解释。

上述几条失误，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司令部、参谋长的职能没有发挥好。

作战计划、兵力调度、通信、侦察、战场环境、乃至工兵作业等等，都是参谋长的职能范围。

1947年2月莱芜战役，类似的问题又出现了。

莱芜战役主战场分两部分，一部分在莱芜县城（今山东济南市莱芜区的主城区），李仙洲的主力两个军被围在城中，后突围北逃。另一部分主战场就是李仙洲集团北逃的必须之地，口镇。

粟裕命令王必成六纵围攻口镇，当时口镇仅有国军一个新36师一个团，该师原来当过伪军，战斗力一般，但善于龟缩死守，自有其生存之道。

口镇外围很快被六纵冲破，打到镇内一座城隍庙（一说关帝庙）前，国军修筑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六纵几次冲锋，都无法冲过去，被死死隔在城隍庙外一条横街对面。

打不掉口镇，莱芜城国军主力就有可能从此北逃。

王必成责令纵队参谋长杜屏亲自到突击营督战。

杜屏责问为什么打不下，必须按王司令命令，15分钟内拿下敌最后堡垒。

突击营营长恽前程无奈地说，请参谋长到前面去看看，给我们拿个主意，实在打不过去，去多少死多少，敌军很狡猾，我们一个团政委和一个营教导员都在观察情况时被敌军打中牺牲。

杜屏说：“我不去，我去要你营长干什么。”

这段对话，见于《王必成中将》和《皮定均中将》两本传记，应该属实。

于是又派人硬攻，结果还是上去几个牺牲几个。营长请求挖地道过去，但因为太耗时间，参谋长杜屏不敢批准。

恽前程无奈便要亲自带突击队上去，准备一冲了之，一拼了之。

后来六纵副司令皮定均出了个主意，不要再一味送死，留一部分监视城隍庙，把大部队调到南面大路口，准备阻击莱芜城撤过来的国军主力。

此战过后，王必成痛定思痛，小小一个堡垒打两天两夜打不下来，就是因为六纵爆破技术不行，只会步兵猛攻。战后六纵按皮定均的建议进行总结：

1.侦察不明，对敌人到底有多少兵力不清楚。

2.指挥调度不精细，敌人放弃口镇外围向城隍庙撤退时没有及时追击，丧失了绝佳歼敌机会。

3.爆破技术太差，不懂火力组（压制掩护）、爆破组、突击组的战术配合动作。

4.队形拥挤，伤亡大。

一个弹丸之地，再次暴露六纵战术粗疏的问题，而根子，仍在于参谋长作用的发挥，这都是平时组织训练应该解决的问题。

三、粟裕早就提醒过

部队有问题当然不能把锅全扔给参谋长。如果是部队大方向出了问题，那自然是军政主官的问题，野司叫你六纵打口镇，你去转兵去会攻莱芜城，那是纵队司令的问题。如果是后勤供应有问题，那是后勤部长的问题；如果部队精神涣散没有凝聚力，那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的问题。

六纵在其他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独独在司令部主管的领域出问题，那还说什么，就是参谋长作用发挥不到位呗。

解放战争的三年，是我军参谋长地位逐渐提升的过程。

在此之前，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军，还是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参谋长地位还不像现在，是一支部队的主要指挥员，仅次于军长、政委。

那时领导排位，以军为例，一般是军长政委、副军长、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

作战训练都由副军长分工负责，参谋长一般超不过副军长。

有的部队军事主官比较杰出，那副职、参谋长都靠后站，沦为主官的幕僚，我拿个主意，你们两个看看行不行，这样的即视感。

我们很多优秀的将领就靠这样一手包办打了很多胜仗。

有人说存在即合理，以前这样，解放战争时继续这样不行吗？

不行。

那种主官一人包办所有的情况，适用于冷兵器作战，古代的将领哪有什么参谋长，什么事都是领兵大将自己决定。长史、司马、参军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不担负法定决策辅助功能。

一人而决，基于兵种单一，作战技术单一，战斗构成单一，一个指挥官的精力足够用。

迟至全面抗战时，无论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国民党军，都有这种旧式军事思维遗存。

国民党军在抗战后期，由于多兵种建设逐步跟上世界水平，例如远征军的新一军、新六军等部，机械化部队构成已足以和日军一流装甲部队抗衡，因之，参谋部的职能逐渐上升，但主管作战的军事副职仍然很吃重，与参谋长是双峰并峙。

我军亦受其影响，解放战争中仍有大量副军长、副师长履行辅助指挥、辅助决策功能。

但明智之士早就看出参谋长的特殊地位。

例如刘伯承元帅、李达、101、刘亚楼、萧劲光等等。越懂军事科学原理，越重视参谋长的作用。无他，参谋长是部队训练的真正组织者，以及战时指挥的第一环。

通信、兵力统筹部署、兵力编成、战技术训练、侦察情报等等，都要参谋长统筹之后，拿出初步的作战建议，然后才是主官的决策。

现代战争指挥，只靠个人聪明才智根本无法同时掌握海量战场信息，再搞什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纯是扯淡。

至于副职，从岗位设置上讲，是主官的备份者。从职能上讲是主官决策的辅助者，单项重要事务的负责者，而不是天然的战时指挥第一环。其重要性慢慢让步于参谋长。

粟裕早在1946年解放战争刚刚爆发时，就多次召开会议强调参谋长的重要性，比如收录于《粟裕文选》的一篇报告《改进今后作战的几个问题》，报告作于1946年8月13日，系苏中七战的李堡之战后所作，内容主要是检讨部队在通信、时间观念、协同作战、炮火组织和使用、战斗中的地形利用等等。

1946年12月2日，对华中野战军营以上干部再作《关于组织战斗的报告》，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对部队指挥体制、作战模式以及战术运用的报告，带有极其高远的战略眼界和军事科学素养。

粟裕对古今作战有一个概括：

1.冷兵器时代，指挥方法简单，故称司令时代。

2.近代冷热兵器混杂时代，有了雏形参谋机关。

3.现代武器复杂，军种较多，作战成了立体的。指挥官虽然很重要，但即使偶然战死，对战局也不是决定性影响。

粟裕在第3条中虽然没有明确点出战争已经进入参谋长时代，但不言自明了。

他句句不离组织战斗，尤其着重强调了计划指导、侦察、火力指挥、通信联络、战时后勤指挥（那时后勤部没有单列，是司令部的下属部门）、接敌等等，全是参谋长的职责。

末了才图穷匕见，说参谋长作用发挥不好，要么自降身份，没有很好地辅助首长指挥作战，而成了总务科长，全管杂事。要么一打起仗来就下沉到下级单位，摇身一变成了前线团长，干扰前线主官指挥。

这些问题，粟裕早就预见到，只是他全部精力都在指挥作战上，华野两年战事又特别密集，没有时间专门搞整训抓参谋长队伍，例如中野参谋长李达召集的参谋长会议，他万万没有精力去做。

能做的，只是对某些作用发挥不好的参谋长撤换一下，调整部队状态，王必成、聂凤智等将领没有意识到其中关窍。

形势比人强，随着战争形态的升级，华野参谋长地位是稳步上升的，最突出的受益者，便是后来异军突起的华野参谋长张震将军。

这又是另一篇文才能说明白的事了，就不再多说了。

如果还有人坚持1947年我军的参谋长地位，不如下一级单位主官，那么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从参谋长改任师长的那位，1955年是什么军衔，而六纵第三位参谋长赵俊又是什么军衔，四纵那位一直干到底的参谋长梅嘉生是什么军衔，一切就明白了。

再次声明，对文中提及的各位开国将领，笔者都抱以崇高的敬仰和尊重，绝无拉踩之意，只是讨论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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