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曾国藩，随着自己的地位逐步上升，他的形象在众多文人笔下逐渐被美化。毕竟，那个时期的许多文人都是他的门生和朋友，因此，对于他的评价往往都是溢美之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曾国藩刚刚考中进士、踏入翰林院的时候，身为一名年轻学者的他，身无分文，生活困顿，甚至面临着经济上的巨大压力。 在京城，曾国藩的日常生活除了依靠家里的资助，更多的是靠借钱度日。生活的窘迫使得他不得不想出一条看似堂而皇之的敛财之道——众筹。对于一个翰林院的年轻实习生来说，这种做法或许有些出人意料，但也在他当时的困境中找到了某种出路。 在京城的窘迫岁月 1838年5月，正值道光十八年，京城已经是绿树成荫，春光明媚。而曾国藩，身为翰林院的实习生，虽然身处这座满是书香气息的皇城，却完全无暇欣赏这份景致。那时的他，经济状况十分拮据，根本无法为自己谋取一份安稳的生活。

由于没有足够的钱财去贿赂吏部官员，曾国藩的实习期被无情地延长。翰林院内，原本众多的实习生只剩下他一人孤军奋战。虽然身处文人云集的翰林院，但他却没有任何薪水，所有的食宿都需要自己掏腰包。远离故乡湖南的他，在没有什么亲朋能够帮助的情况下，便决定求助于钱庄，借点高利贷暂时渡过难关。 然而，钱庄的门槛高得令曾国藩几乎绝望。按照钱庄的规则，借款者必须提供稳定的收入作为抵押，然而曾国藩作为一名无薪的实习生，根本无法满足这一条件。即便是想寻求他人的担保，却因自己不善交际，无人愿意为他担保。这一切让他深感无奈，最终，他不得不向在京的湖南同乡借了一些盘缠，决定回到老家再作打算。 通过学酒筹集资金 在回乡的途中，曾国藩心中已有了一个看似高尚、实际却是为了应急的筹款计划。按照当时的风俗，许多中了进士、举人的人都会举办学酒，以此来请朋友和乡亲们庆贺自己取得的成就。既然自己身为翰林，未来有可能升官发财，那么举办学酒理应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尽管曾国藩心中并不赞成这种风气，但面对即将到来的财务危机，他不得不将个人的情感放在一旁，默默安慰自己：等以后我条件好了，做了官，一定要回报乡里乡亲们。 回到家乡后，曾国藩将自己在京城的困境深深埋藏起来，反而高调地展示自己作为翰林的光辉。这个时代信息闭塞，当地的乡亲们见到翰林公回来了，纷纷夹道欢迎，恭维之词不绝于耳。乡里人都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和未来的官员拉近关系，或者在遇到难处时，能够得到一些帮助。 曾国藩心里虽然暗自得意，但他依旧谦虚应对，尽量不显山露水。为了筹得足够的钱，他不只是拜访亲朋好友，还走访了家乡的官员与商人。每一顿饭后，乡亲们大多数都会热情地赠送他银两，数量从五两到五十两不等。曾国藩并未拒绝这些善意，每一次都许下将来一定知恩图报的诺言。尤其是当地的官员和商人，他们的捐赠金额普遍要比亲朋好友的慷慨得多，毕竟，谁也不愿错过一个未来可能带来利益的机会。 曾国藩也发现，很多商人和官员的支持，背后不仅仅是因为友情或乡谊，更多的是对未来回报的期待。于是，在返回京城的最后时刻，他将拜访的重心放到了这些有着深厚经济背景的人身上。毕竟，这些人的支持，将会是他未来能够顺利上升的关键。

在这段时间里，曾国藩几乎走遍了家乡周围的所有县市。100多天的奔波，他走了超过1000公里，最终筹集了约2000两白银，这笔钱相当于现在的60万元人民币，足够他购买30多亩肥沃的良田。 股东们的回报 有了这笔资金，曾国藩回到京城后，立即开始了广泛的社交活动，并成功与当时最有权势的穆彰阿建立了联系。再加上曾国藩自己过人的学识和能力，很快就引起了道光皇帝的注意。在翰林院坐了段时间冷板凳后，他突然官升四级，成为了翰林院侍讲，步入了中层官员行列。 1852年，42岁的曾国藩被任命为历史上最年轻的五部侍郎，前往江西主持乡试。就在这时，他的母亲突然病故，曾国藩回乡守孝。太平天国的动乱让他不得不暂停丁忧，并奉命前往长沙主持团练，组织湘军对抗太平军。

随着湘军的迅速壮大，曾国藩急需大量士兵和将领，这时，他开始动员曾经支持过自己的家乡父老，鼓励他们加入湘军。那些曾经资助过他的乡亲们，或许并未意识到，他们的支持最终会换来怎样的回报。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曾国藩因其卓越的战功被封侯拜相。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提携下，湘乡县涌现出大量二品以上的官员，这些人的家族因此显赫一时，成为当地的社会精英。 或许，这就是曾国藩回报那些曾经支持过自己的人们的方式。通过众筹，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帮助了家乡的乡亲们实现了升官发财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