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的福地，南匈奴当年就在山西安家，北魏最早的首都就是山西平城，五代时期的沙陀人也以山西为基地建立了三个政权，辽国和金国在山西都拥有自己的都市地产（大同是辽国和金国的西京），山西是游牧民族势力进入中原的关键。山西人也和游牧民族势力有很深的联系，游牧民族中的王者蒙古人也离不开山西和山西人，从成吉思汗到僧格林沁，他们都离不开山西人的帮助。

成吉思汗进攻金国时，主力在野狐岭重创金军主力，偏师在窝阔台、察合台、术赤带领下攻克了山西大部分地区。山西也成了蒙古大军北方攻略的基地，是元朝的“腹里地区”。山西是中原铁器进入草原的集散地，山西也有孙威等著名工匠，蒙元政权在山西成立了丰州甲局、应州甲局、平地县甲局、山阴县甲局、白登县甲局等铠甲生产机构，山西的铁器和工匠让蒙古骑兵的披甲率达到了六成。

山西是蒙古大军的武器库，也是蒙古人的粮仓。元朝从中原地区拿到的粮食，都储存在大同仓库里，蒙古老家遇到灾荒时，就用大同仓库的粮食救急。运输这些粮食的人自然就是山西本地人，山西人从元朝时期，就已经掌握了草原通行的秘密。

因为这些渊源，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就成了蒙古贸易的大行家，有了扑朔迷离的卖国传说。明代的边境贸易可是很赚钱的，就连业余的明军士兵都能用斧头换来毛皮，用铁钉换来羊腿。山西商人一边支持子弟当官（王崇古和张四维等人就是晋商子弟），一边和蒙古人进行各种贸易。

他们给明军官兵带来补给，也会给明军的敌人服务。他们从一部分蒙古人手中拿钱，也有可能在下一场边境战争中被另一群蒙古人杀死抢光，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链。

到了清朝，蒙古人就更加离不开山西人。早在清朝初年，张家口买卖人就奉康熙的命令搜集蒙古人的情报，还给战败的喀尔喀蒙古人救济。清军远征准噶尔时，招募了大量山西人。清军的要求是可以提供物资的欢迎，没钱可以搬东西的也成，清军远征准噶尔时随军杂役商贩和士兵的比例一般是1:1。

准噶尔被平定后，山西商人成了蒙古草原经济的主宰，承包了蒙古王爷和满清驻蒙古官员的所有业务，仅仅是大盛魁就承包了近120个蒙古旗的各种经济业务。僧格林沁等蒙古王爷处理老家的牛羊需要山西商人，出售盐池的盐需要山西商人，到北京和外地当官也需要山西商人垫资。僧格林沁就连打仗也需要山西商人帮忙，因为他表弟咸丰像拖欠工人工资一样（南京城边上的江南大营都常年拖欠），经常拖欠军费，需要他以王爷的身份垫资。僧格林沁和太平军、捻军打了十几年仗，通过管家累计从榆次常家的“大德玉”茶票庄借了十几万两银子。

僧格林沁战死，这笔钱就成了无头账，但老西也凭借这种关系得到了满清顶级武官长达十余年的庇护，早就把银子赚了回来。清朝末年从蒙古王爷到蒙古牧民都和山西商人有密切（但不顺心）的经济联系，这是山西和蒙古的自古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