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清楚历史是写给胜利者的，作为皇帝，是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的，在古代以儒家的仁义之道，君为臣纲的思想统治下，弑君可谓是天大的罪，虽然从古至今谋朝篡位的人不少，但被明明白白记录下来的便是司马氏灭曹，以晋代魏，那么为什么世人对司马氏深恶痛绝？

司马昭弑君究竟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权倾朝野的司马氏

说起司马氏的辉煌还要从司马懿开始，公元208年曹操将司马懿招入麾下，之后的十一年里，司马懿表现出极大的忠心和治国才能，取得曹操信任，终于走入魏国政治高层，后又因辅佐曹丕和曹睿实现了兵权在握。

曹睿死后，“隐忍”的司马懿终于在年幼的曹芳手里夺取了实权，公元249年，司马懿已有七十岁高龄，他装病使得曹爽放下戒心，司马懿趁机发动高平陵事变，曹爽被杀，军政两权握在司马氏手中，至此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横行霸道，专权专治。

司马懿死后，其后代更是加快掌权进程，司马师肃清曹氏宗亲，立年幼的曹髦为帝。

司马昭上位后立即向蜀汉发动战争，灭蜀并封自己为晋王。

待到司马炎继承魏国实权后，魏帝已如傀儡般形同虚设，司马炎也无再在曹魏政权里专权的必要，同年逼迫魏帝退位，建立晋朝。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便是对司马氏夺权的最好解释，但是尽管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可面对一国之君大多数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无人敢站出来揭露他们的罪行。

陈寿《三国志》

历史上最早对魏晋时期历史整理编纂的是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是蜀国人，后期在晋朝做官，公元280年，时值西晋刚刚统一三国，陈寿着手准备《三国志》，这就意味着陈寿可以拿到当时的第一手资料，有着当时的完整史书，所以他有条件可以把这个时期的历史记载的很详实。

陈寿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参考三国已有的史书，并且自己走访收集，校对资料将三国历史统一在一起，编纂成《三国志》一书。

据说当时此书一出，大家都非常惊叹，认为他有良史之才，更是有夏侯湛自惭形秽将自己已写的魏书烧毁。不难看出陈寿的《三国志》很受当时人的认可，这与他在写书的时候非常严谨地记载了当时的史实是分不开的。

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同样也正是因为他的生活离这段历史太近，在作书时，所写的内容难免要有所避讳，不仅是为了保全自己，更是要保证此书能得到当时皇室司马氏的认可。

对此陈寿宁愿删减内容也不愿歪曲事实，例如对曹髦的描写，后人都知道曹髦是被弑杀，但因忌讳司马氏，陈寿对于曹髦是怎么死的只一句话：“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紧接着就是郭太后有令：“举弩遥射吾宫……便图为弑逆……密行鸩毒，重相设计。”

司马昭解释：“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横入兵阵伤公，遂至殒命。”看似是在“洗白”司马昭，说曹髦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

但其实陈寿这段仅仅是在陈述事实没有带个人情感，前一句地“高贵乡公卒，年二十”才是陈寿真正想表达的，借用春秋笔法“不地不葬”来暗示曹髦是被弑杀的。

陈寿的《三国志》可谓写得战战兢兢，好在他能用春秋笔法向后人揭示出真实的历史。

裴松之注三国

南朝宋皇帝非常喜爱《三国志》他认为在其中能学到很多治国之道，但是《三国志》实在是过于精简了，于是就令大臣裴松之为其作注。

由于时间又过去了百十年，裴松之并不是生活在晋朝的统治下，再加上南北朝时期民风开放，文化气息浓重，所以相对于陈寿多了一些畅所欲言。裴松之耗费数年，于429年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作注过程中裴松之秉承着“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的原则，为《三国志》补充了很多细节，甚至有一些细节裴松之自己在作注时也注明未必可靠，只是提供了一种说法以供后人参考，可以说是将收集到的资料用到极致。

而且他也不仅仅是将有关三国的内容加进书中，他还将书中难以捉摸的春秋笔法作了解释，这也让后世理解起来更为明了，可以说是揭露了司马氏的丑恶嘴脸，让无法亲历这段历史的后世可以读懂其中的奥妙，了解真正的史事。

《三国志》一书在裴松之地注释下不再晦涩难懂，百姓都津津乐道，这也可能是《三国志》能延续至今的原因吧。

唐朝《晋书》

贞观二十年，唐太宗下达了诏书，令房玄龄、褚遂良和令狐德芳等二十位文人编修《晋书》，这是继高祖李渊命人修前代史诏之后，唐代皇帝再次颁布修史诏书。

因人力物力俱全仅用两年时间《晋书》就修撰完成，书中记录了晋朝百十年的历史，对先祖司马懿的事迹做了补充。

在此之前已有十八家晋史，且晋朝的起居注等众多，为什么唐太宗还要重修《晋书》？

原来晋史虽多，但形色各异，民间修著的史书掺杂的个人情感较多且史料不全。《晋书》相较于其他史书最大的优点一是由朝廷作为后盾为他们寻各地史料，这是个人修书所不能比拟的。

二是修书的人众多，他们各司其职，各有所长，且如此一来掺杂的个人情感少，这对于一本史书来说是最重要的。

《晋书》是历史上第二部官修史书，也是它实现了修撰史书的大变革，官修前代史的制度自此确立，并一直延续后世。

在古代众多皇室中，后人对司马氏一直是贬抑超过褒扬，而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完完全全记录下来靠的就是前人直言不讳的勇气。

陈寿作为晋朝的官吏，冒着被杀头的风险，隐晦地记录下司马氏的罪行；裴松之苦心专研，明察秋毫将陈寿说不出的事公之于众，让世人读懂历史；唐太宗重视历史，通过官修史书的形式让后世有史可寻，有史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