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坎战役”后，一向眼高过顶的板垣征四郎从陆军大臣的位置上被踢了出来，外放到中国派遣军当参谋总长了。

要论起板垣在日本军界的资历和人脉关系，那是没得说。

想当年，即使他因违抗掩护日军南下平汉线的任务，独断专行地发起了山西战役，以至于让日军贻误了南下平汉线的战机，他同样没受处分，反而在那些好战成性的狂热分子的推举下担任了陆军大臣。

当上陆军大臣后，板垣自然要对那些推举他的人投桃报李，在还未准备好进攻武汉的情况下，就放任波田支队率先对安庆发起了进攻。

如此一来，日军所称的“武汉攻略战”不打也要打了。

再比如“诺门坎之战”，如果板垣制止，是不会打得那么大的。

可板垣听说日、苏两军在诺门坎打起来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只是一个师团的小事，让关东军自己看着处理吧。”

此言看似中庸调和，其实就是在暗中纵容。

果然，关东军得此纵容后，立即开动全部战争机器在诺门坎与苏军展开大战。

那么，板垣征四郎为何会在关东军中有这么高的影响力呢？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板垣策划的“九一八事变”让本来只是万余人的日军守备队利用东北的资源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了一支拥兵几十万的关东军。

可能有人会说，“九一八事变”不是石原莞尔策划的吗？怎么成了板垣征四郎了？

大家哪里知道，在日本军界内，包括石原莞尔、冈村宁次，甚至那位在日后声名煊赫的东条英机，都是板垣的小弟。在这些人的背后，处处都有板垣的影子。

可日军在诺门坎大败，主力第23师团几乎被全歼。在苏军优势的重炮和坦克面前，日军只能选择低头，主动求和。

如此一来，日军中那些明着支持和暗中支持诺门坎之战的大员们被追责，纷纷被贬。

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矶谷廉介、刚打完随枣会战就被紧急调到关东军担任第6军司令官的原13师团长荻州立兵、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等人全部被拿下，并被勒令退出现役。

板垣征四郎也没逃过，同样遭贬。

刚到中国，板垣就操纵日本内阁取消了华中派遣军，在南京新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侵华战争。

如此一来，板垣看似是名位降低了，可实权却加大了。

所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板垣征四郎也不能免俗。

中国派遣军成立不久，首任司令官西尾寿造和首任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就把武汉的第十一军首任司令官冈村宁次召到南京，决定发动一次新的攻势。

鉴于刚在第5战区打完随枣会战，板垣把这一次出战的目标放在了长沙。

为何是长沙？因为在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后，摆在日军面前尤为醒目的城市只有长沙了。

可板垣的计划却让冈村宁次有些看不懂。

板垣的计划是，此次进攻长沙，不以占领长沙为目的，而是以歼灭第9战区主力为目的。

针对这份计划，板垣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短距离截断作战。

对于这份计划，冈村宁次开始挠头了，“如果不占领长沙，动用十余万兵力岂非收获有限？“

见冈村宁次没有理解他的计划，板垣开始解释，“如果占领长沙，就要建立从岳阳到长沙的后勤补给线，可咱们手里没有这么多兵力啊！”

可冈村宁次是个自认为很有办法的人，他仍然坚持占领长沙的想法，“补给线虽然存在问题，可也不能因为有这样的问题就放弃占领长沙啊？面对问题，我们应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

可解决问题的办法究竟是什么？冈村宁次没说。

一直到他因在一战长沙无功而返后丢掉了第十一军司令官的位置之时，他的办法也没想到。

就在板垣和冈村宁次密谋如何攻打长沙的时候，第9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也在研究他俩。

对于冈村宁次，薛岳还是了解的。在武汉会战的南浔线战事中，二人就多次交手。

薛岳知道，别看冈村宁次表面上看起来用兵四平八稳，可实际上这个老鬼子非常擅长出奇兵偷袭。

在武汉会战的万家岭一战中，若不是薛岳当机立断停止了在瑞武路对第27师团的围歼，全军就地转向改为围歼106师团，很有可能就让冈村宁次偷袭得手。

而对于板垣征四郎，薛岳的了解不多。不知道这位新上任的日军参谋总长能带来什么新花样。

不过，刚结束不久的随枣会战还是给了薛岳一定的启发。

在此役中，日军一改过去攻城拔寨的打法，而是打了就走，从出发到反转，时间不超过半个月。

虽然薛岳并不知道这就是日军的所谓“短距离截断作战”战法，但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薛岳还是对日军的这一个新战法表示了关注。

其实，在随枣会战之时，日军的战法就发生了改变，原来的那种既要歼灭中国部队主力，又要攻城拔寨的战法让位给短距离截断作战。

原因无他，自武汉会战后，日军再也没有力量发动像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那样的战略级别的会战了。

因此，一种全新的，不以占领城市为目的，而以歼灭中国部队主力为目的的战法成为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主要战法。

当薛岳洞悉了日军的主要战法后，一个全新的应对日军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出炉了。

这就意味着，板垣的作战计划在冈村宁次还没弄明白之时，作为对手的薛岳已经先明白了。

既然如此，长沙，薛岳守定了。

确实，此时的长沙早已经没有了以往的繁荣，有的只是残垣断壁。作为一座要坚守的城市，长沙失去了很多条件。

这是因为，在1938年的11月13日，一场大火几乎烧毁了整个长沙城。

究其原因，是一个译电员误把日军在岳阳新墙河的电文翻译成了在长沙附近的新河。新墙河距离长沙约130公里，而新河距离长沙不过5公里，这一个“墙”字的误差让长沙顿时陷入了一场大火。

火，虽然被扑灭了。可长沙的人员、物资、城防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这座城能守住吗？

1939年9月13日，冈村宁次带着第十一军司令部悄悄离开了武汉，偷偷地进入了咸宁。

为了迷惑薛岳，冈村宁次这次仍然使用了诈术。

一般来说，日军往前线运输弾药，汽车上总要蒙上帆布，回来的时候，就不需要了。

可冈村宁次却一改之前的惯例，在运输车辆回程的时候也蒙上了帆布。

冈村宁次的目的是，让薛岳不知道他究竟是往岳阳一线增兵呢还是撤兵。

可薛岳的反应却让冈村宁次失望了。

薛岳根本就没理会这些运输车辆。因为薛岳知道，日军想从新墙河以北撤兵是不可能的，如果撤兵，日军就将失去他们在岳阳的前进基地。这种明显的疏漏，冈村宁次是不会犯的。

可要判断日军是否向岳阳方向增兵，并不需要看岳阳，只需要看鄂南、湘北和赣北日军的动向就行了。

因为日军的兵力不足，每逢发起进攻，都要从上述三地抽调兵力，只要这三地的日军动了，那日军必定是要发起进攻的。

而此时，日军在上述三地的兵力已经开始调动，这不是要发起进攻的前奏又是什么？

鉴于此，薛岳在长沙周边摆下三道防线。

头道防线是中日两军对峙的新墙河，二道防线是汨罗江，三道防线是长沙外线的捞刀河。

薛岳的作战方案是，把敌军诱至湘江东岸和捞刀河之间进行反包围。

之所以要这么做，薛岳的理由是，开战之初，敌强我弱，主动权在敌人，因此要先后退一段距离。待到把敌人诱至预设地带的时候，则决战的时间、地点和兵力都由我方控制，如此，主动权就将回到我手。

1939年9月23日，第十一军下辖的各部队均已到达出发位置，冈村宁次一声令下，日军兵分三路，向长沙杀来。

日军的部署是：

左路，由日军新编成的第33师团组成，作战意图是从鄂南的通城向东迂回，与中路日军汇合后进攻新墙河。

右路，由第3师团上村干男支队组城，由舰船运输，越过洞庭湖，偷袭营田要塞。

中路，由第6师团和13师团的奈良支队组成，作战意图是强渡新墙河，进而沿着岳阳通往长沙的大道和粤汉铁路南犯。

同时，为了防止赣北的罗卓英部救援长沙，冈村宁次又派106师团向高安出兵，发动牵制作战。

虽然薛岳对冈村宁次的战术比较熟悉，也知道冈村宁次善于偷袭，可在首战长沙刚开战的时候，薛岳还是吃了亏。

由于9月的湖南是旱季，洞庭湖的水位下降，薛岳认为，日军横渡洞庭湖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就没有在位于洞庭湖畔的营田部署重兵。

可不料，在开战之时，突然天降大雨，日军上村支队利用大雨的掩护，偷袭营田成功。

偷袭营田成功后，日军上村支队直插位于新墙河一线阵地的关麟征15集团军后方。

这股敌人的威胁太大了。

开战前，第9战区在新墙河一线的部署是：关麟征集团军的第52军张耀明部防守新墙河左翼，右翼以夏楚中的第79军防守，陈沛的第37军以一部（一个营的兵力）防守营田外，主力在新墙河与汨罗江之间做总预备队。

营田失守后，陈沛急令95师师长罗奇率部反击，自己亲率两个师增援新墙河防线。

从事后的结果来看，薛岳此时命令第37军主力增援新墙河的部署有问题。

因为此时虽然新墙河防线吃紧，但仍可坚持，要害之处还是在营田。

当时，37军下辖第60师、95师和140师，如果在营田失守后以两个师的兵力阻击上村支队，很有可能把这股日军堵住。可只派罗奇第95师这一个师去完成阻击任务，兵力是不够的。

上村支队是由日军第3师团的主力旅团编组而成的一个支队，战斗兵员在6000人上下，配属了炮兵和辎重部队后，兵员在9000人上下。以当时日军的战斗力，这样一个支队至少可以与中国部队的一个军抗衡。

如果当时派去两个师阻敌，歼灭这股敌人是困难的，可阻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只要阻击住这股敌军，在新墙河一线的关麟征集团军仍可实现薛岳在战前部署的予敌以一定消耗后且战且退的策略。可没堵住上村支队，关麟征集团军只能是且战且退了，至于在新墙河一线消耗日军的计划则实现不了。

包括薛岳、关麟征和陈沛在内的三个人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好在薛岳即使发现了这个问题，立即命令李觉的第70军抽调一个师的兵力增援罗奇。可已经晚了，还没等李觉增援过来的19师赶到，上村支队就击溃了罗奇第95师，然后拼命向关麟征部侧后迂回。

关麟征危险了。

见后路有被阻断的危险，关麟征只好下令放弃新墙河防线，向后且战且退。

见日军强渡新墙河成功，冈村宁次兴奋起来，立即催促左路的第33师团赶上来封堵关麟征集团军撤退的后路。

可这个刚成立不久的第33师团表现的却让冈村宁次大为失望，受阻于杨森的第27集团军不得寸进，正在寻找新的突破口呢。

听到第33师团表现如此差劲的消息后，冈村宁气得一个发昏。

那106师团呢？这个在万家岭差点被薛岳全歼的师团在此役的表现如何呢？

对于106师团，冈村宁次是没抱太大希望的。那位在中国战场上资历仅次于畑俊六的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卸任之后，新上任的师团长中井良太郎更是一个无名之辈。

确实，自从106师团在万家岭、南昌会战的差劲表现之后，凡是有些门路的人都不愿意到106师团去。

106师团的人也有自知之明，每逢开会，在大家都往前挤的时候，106师团的代表往往都是主动拿着小板凳坐在边上，一副受气包的样子。

可这次，冈村宁次却“打眼”了。那位新上任的师团长中井良太郎在罗卓英、王陵基、卢汉三个集团军的围追堵截下，竟然能相对自如地穿梭在高安、修水、武宁等地，愣是没被堵住。

从战术的角度来看，此次106师团玩的还算漂亮；从执行任务的角度来看，106师团也算是完成了牵制赣北罗卓英等部救援长沙的任务。

可罗卓英不高兴了，让106师团牵制住了，如果传扬出去，罗某人的名声还要不要啦！

于是，王耀武的第74军出击，狠狠地揍了106师团一顿。

中井良太郎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回了南昌。

再来说薛岳。

渡过新墙河后，三路日军汇合，并于9月26日渡过了汨罗江。9月29日，日军前锋逼近长沙以北的捞刀河。

从9月23日出战到29日，日军此次出战已经过了7天。按照随枣会战的经验，日军此时携带的物资已经消耗过半。

薛岳认为，此时日军实力尚存，因此，不应在长沙以北的捞刀河与敌决战，而应把日军诱至长沙以南的浏阳河谷与敌决战。

可关麟征却提出反对意见。

关麟征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同样是诱敌深入，在长沙以北和以南与敌决战没有太大的区别。可从民众抗战信心的角度来看，在长沙以南与敌决战，会让民众认为第9战区是要放弃长沙，是会挨骂的。

可关麟征的意见却没被薛岳接受。

关麟征毕竟是天子门生，见薛岳不肯接受自己的意见，一封电报就发到老蒋那里，陈述己见。

见第9战区将帅产生了分歧，蒋氏开始重视了。他赶紧找来陈诚和白崇禧商量对策。

可陈诚白崇禧这两位正副参谋总长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了分歧。

白崇禧认为，长沙不可守，决战应在衡阳进行。可如何进行，白崇禧又没有明确的说法。

而陈诚则认为，第9战区局面看似岌岌可危，可除少量部队失去联系外，其余部队都在薛岳的部署下按计划转进，并不是一副招架不住的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薛岳放弃长沙，似乎不妥。

见陈诚和白崇禧二人也开始顶牛了，蒋氏只得说，你们俩都别在重庆待着了，到前线去看看再做决定吧。

三人见面后，薛岳仍然坚持在浏阳河谷与敌决战的计划，白崇禧仍然坚持先撤出长沙，以空间换时间，保存实力的意见。

关键时刻，还是陈诚的一句话让白崇禧接受了薛岳的意见。

陈诚说，“如此退却不战，究竟在何地可以一战？”

确实，我国疆域虽广，但总有尽时，如果每战都是不战而退，总有退无可退之时。因此，在这种局势下，薛岳和白崇禧应该讨论的是如何御敌的问题，而非撤到哪里去的问题。

见陈诚持这种态度，白崇禧也只能同意薛岳的计划。

但究竟是在捞刀河一线与敌决战还是在浏阳河谷地与敌决战，蒋氏选择了关麟征的方案。

薛岳对此也未表示异议。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关麟征的考虑是正确的。

虽然把日军诱至浏阳河谷，第9战区歼敌的把握会更大一些。因为按照日军携带的补给，至多还能打7天，要想打到长沙以南的浏阳河谷，至少还需要3~5天的时间。面对一支没有了补给的部队，第9战区的部队歼敌的把握会更大一些。

可问题是，有谁能保证日军一定会被诱至长沙以南呢？如果日军不到长沙以南，而是直接攻击长沙，有谁能保证长沙城一定会守住呢？

关麟征的意见是，不能把歼敌的可能寄希望于日军被诱至浏阳河谷，因为这样，进至浏阳河谷或打长沙的战场主动权就在日军一边。

而在长沙以北的捞刀河与日军决战，则战场的主动权在第9战区一边。

薛岳虽然霸道，可对那些不憷自己且有真知灼见的人还是高看一眼的。见关麟征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这个观点也有可取之处，就同意了关麟征提出的在长沙以北捞刀河一线与敌决战的计划。

随后，薛岳就把欧震的第4军，彭位仁的第73军和李觉的第70军都交给关麟征指挥，再加上张耀明的第52军、夏楚中的第79军和陈沛的第37军，此时关麟征已经指挥6个军在捞刀河以北地区摆出了与日军决战的态势。

而此时，冈村宁次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先不说各部的后勤补给已经断绝，完全是靠着飞机空投来维持，就说出战的各部，除上村支队在营田偷袭成功外，其余各部在向长沙推进的过程中不断遭到中国部队的侧击。

自武汉会战后，中国部队已经找到了对付日军的办法，一是侧击，二是断敌后勤补给线，而在首战长沙中，这两个对付日军的办法薛岳全都用上了，让日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从表面上看，日军确实是步步逼近长沙了，可“猫”在长沙周边幕阜山、九岭山中的大军却让冈村宁次的胆颤心惊。

直到此时，冈村宁次才明白，并非是9战区抵抗不住自己而节节败退，而是薛岳以长沙为核心，摆出了一个“大口袋”等着他来钻呢。

并且，冈村宁次通过空军传来的情报得知，有大量的中国部队正向长沙周边合拢，若不撤退，恐怕出战的这几万人将匹马不回。

鉴于此，冈村宁次在捞刀河畔一本正经地下达命令：本次作战目的已经达到，本军无意占领长沙，全军撤退。

薛岳指挥部队穷追猛打，大有斩获。

此役获胜的关键是薛岳顶住了蒋氏和陈诚、白崇禧的压力，坚持要死守长沙。可让薛岳敢于做出这个决定的，是薛岳早就洞悉了日军所谓“短距离截断作战”的外强中干。

确实，日军发起的所谓“短距离截断作战”的实质并非占领城市，即使攻下了城市，也无力加以确保。虽然在局部战场上，日军可以凭借着实力获得一些胜利，但在战略上却输得一塌糊涂。

因为他们的遇城不攻或攻而不守恰好暴露出他们实力不足的弱点。而中国部队守城成功或收复失地，正好成为了中国宣传机构鼓舞抗战士气的素材。

1939年10月2日，薛岳终于摘掉了代理的帽子，正式出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

关麟征同样如此，因在首战长沙中的上佳表现，正式升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成为了黄埔生中成为集团军总司令的第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