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史话：论殿试后朝考的重要性

陈钢陈峰

陈钢，1968年出生于湖北武汉，祖籍天门市干驿镇沙嘴村陈家大咀，研究生学历。武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金融机构工作，先后在多家证券公司担任高管。现移居北美。

陈峰，1979年出生于天门市净潭乡鲁家河村，2004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大学，曾供职于媒体，现定居广州，从事社会组织工作。

朝考是指在殿试之后举行的考试，朝考的目的是置于“举官”而非“举士”之间。殿试策士与朝考选官，分属举士、举官的两个不同范畴。

有意思的是，与亲历科举考试，并成为一、二甲进士的傅増湘、商衍鎏等仕子均明确朝考不在科举系统，乃授官制度的认识不同“当代学者大都主张进士朝考属于科举考试范畴”。为何殿试之后礼部还要进行一次朝考？从清制敕书内容来看，之所以时间选择在殿试取士已完成之后举行，最早乃因雍正帝希望在新进士进身入仕之初，再次慎重选拔，使“人才不至遗漏”。

考试内容定为诗文，则似有着重测试应试者的应急能力和文思表达之意。因入仕做官后，对皇帝与各级上官旨意的揣摩、政令的上传下达，宣告于民，都要通过各种奏章和通告等，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至为关键。而清末戊戌（1898年）期间光绪帝一度诏停进士朝考，辛丑（1901年）时慈禧将其恢复。1905年立停科举后进士朝考终止，优贡、拔贡朝考依然延续，直至民初改元后才终结。

以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最后一场科举（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来说吧。此次全国参加会试的举子共有5410人，一场下来，直接淘汰了5134人，会试中额276名。最终录取的贡士连参加这次考试举子的零头都不到，贡士的录取率为百分之五。

从五千四百多名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的二百七十多名贡士，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心情。心大的也算看到出头之日，毕竟后面不会出现残酷的淘汰赛了。当然要上进的还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因为下面还有三场考试等着你。下面的三场考试虽然不是淘汰赛，但和你今后仕途的起点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会试考完后，很快就要面临着一场所谓的覆试（指考试分二场，第一场叫做初试，第二场叫做覆试），这在科举中很少听说，但也是贡士必须要考的。这次考试主要定等级，分为一二三等。一两个月后，真正的大考来了——殿试。

殿试虽重，也只是插曲

有些人总是把殿试看得很重要。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

全国前三甲在这次考试中产生，影响极大。状元、榜眼、探花，绝对的全国前三名，可以在传胪时大摇大摆地走在紫禁城的御道上，何等的威风。

当然一辈子也只有这一次机会而已。很多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军机大臣、大学士、封疆大吏羡慕不已，因为没有中过三鼎甲注定一生无缘这项殊荣。（衍圣公除外）二是，后来在官场每每在同僚中谈起自己的仕途起点，总是先说自己为哪一科的进士出身还是同进士出身，甚至还要说出第几名，当然不管哪一科的进士及第那都是众人皆知的。

所以，这也加重了殿试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很多过了会试的贡士们，都鼓足干劲要在殿试中夺得好名次。虽然时间很短，只有两个月，但上榜等级和名次的变化也是很大的。

即使，你在会试中能拿到第一名会元，想在殿试中夺得状元甚至是榜眼和探花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

这可能就是常说的文无第一的原因吧。

当然不排除历史上绝对的人才，那就是三元——解元、会元、状元。但纵观一个朝代能在科举中出现这样的“奇葩”人才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整个清代从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算起为268年，也就出了两名“三元及第”的仕子，分别为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钱棨（1734－1799年），广西临桂人陈继昌（1791－1840年）。放眼中国科举史“连中三元”的状元确切人数应是18位，其中文16位、武2位。

上面所说的科举末科276名贡士，殿试后有273名获得科甲出身，也就是新进士，他们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末科进士。这一科273人中，三人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一百二十人为二甲赐进士出身，一百五十人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有人会说殿试考完后总算可以放松了吧。等等，除了前三甲：状元、榜眼、探花可能放松一下，其他人还要鼓足干劲。因为状元注定是修撰的身份，而榜眼、探花是编撰的身份。新科进士还要在朝考中决定自己真正踏入仕途的起点。虽然一甲三人也参加，但这次朝考对他们影响不大。如果你顺利地过了三关，那么就将完成人生的蜕变，成功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朝考，往往被忽视

依清制，科举分乡试和会试，会试由礼部侍郎主考，中试者称为贡士，可参加殿试。殿试在紫禁城皇宫保和殿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题是时务策，两千字左右。殿试以文章成绩决出状元、榜眼、探花，后授翰林编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官职，余下的进士，可再参加一次朝考，以试卷水平，分别授予御史、给事等职或充任地方官吏。

这场朝考就在新科进士传胪后的第三天。朝考同样在保和殿，在这里新科进士已经考了两场（会试后的覆试和殿试），他们已经熟悉了场地。但几个月来，连续的四场考试，也已经把他们弄得精疲力竭。朝考一天的时间，不掌灯，即收卷。朝考后，将前十名的试卷进呈，送军机处请旨，而殿试一甲另封。这次朝试主要分等级：一二三等，一等第一名被称为朝元。末科进士273人，而参加传胪三天后的朝考却有274人，因为有一名叫汪康年的是前科进士。此次参加朝考属于补考，所以多了他一人。

到此为止，在京师所有的考试算是结束了，同时也有了考试结果。下面真正面临着最后一步授职。

殿试前十名进士之姓名、名次以及考卷，也要进呈皇帝审定。然后由考官填写乌金榜，上钤“皇帝之宝”御印，于第二天在太和殿举行传胪典礼，皇帝率百官到场。典礼毕，礼部官吏奉持金榜（黄纸书写）出午门，到长安门外张榜（文榜挂在长安左门外,武榜挂在长安右门外），诸新科进士随之观榜，此所谓“金榜题名”之荣。传胪后第三天，皇帝在礼部赐新进士以恩宴，宴席也设置在保和殿，后再择日到孔庙举行祭礼，并由国子监将新科进士之名刻于碑上。

朝考授职，进入官场

新科进士由阁部大臣带领，分班引见，每二十人为一排，左右各一部员押班，进入大殿按照礼制要跪下叩拜皇帝，各自报名。报完名，起来，鱼贯而出。皇帝根据新科进士在覆试、殿试、朝考中三次的综合成绩考虑，进行授职。主要是用朱笔圈点出入翰林院的庶吉士、部属、内阁中书、知县等职。末科科举后，光绪帝用朱笔圈点出庶吉士六十一人，部属九十六人，中书十人，知县八十八人，其中不包括一甲三名及京外官以本班用的十四人。最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两位老兄却被“归班铨选”，可能是因为考试错字多，涂抹严重，也就是卷面不整洁。这样正好是二百七十四人，与参加朝考的人数一致。

新进士能被圈点庶吉士在当时被认为是最荣耀的，这样可以进入翰林院学习，称为“馆选”，也称“入馆”。而有的新进士也希望赶快进入部院工作或去地方做知县。这样可以尽快投入到事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当然，有的也是迫不得已，想入翰林院学习，但自己的三次综合成绩不理想，也只能选择去外地做知县。

可以看出，在殿试中，除了一甲三人已经确定自己进入翰林院的身份，其他二甲、三甲的进士必须通过朝考。通常认为最后的朝考对影响一名进士能否被圈点翰林庶吉士至关重要。也就是，点翰林以朝考为重，以殿试和覆试为辅。所以说即使是殿试成绩二甲，如果朝考三等，而覆试还是三等，二加三加三等于八点，那点翰林也基本无望了。因为真正能点入翰林的综合成绩要在四点。殿试已经肯定是二甲或三甲，那覆试一定要考一等，朝试也要考一等，这样才能得四点或五点。四点的前提下，进入翰林才有很大的希望。

所以，在清朝，你想殿试一考定乾坤，那你必须要考入前三名，才能确保前途。不然，覆试和朝考，有一次，尤其是朝考考得不理想，那你就可能没有机会入翰林进修。现在，你是否感觉古代的科举考试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中国科举史上最后的朝考

举士与举官两者相辅相成，进士朝考只是取士后选官的重要程序，1905年9月，清廷为时势所迫而宣布自丙午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始停止科举考试后，进士朝考亦随甲辰恩科（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最后一科进士殿试而自然终结。依照清朝惯例，优贡、拔贡均可不经乡会试直接以正途出身参加铨选，因此，进士朝考虽因立停科举而结束，但优贡、拔贡朝考依然在停止科举后继续运作。

需要指出的是，宣统朝的优贡、拔贡朝考，在特殊情况下成为了科举善后的重要内容。因为按照袁世凯等督抚的设想，停止科举乡试与会试后，优贡、拔贡朝考可以将戊戌年（1898年）之中额増至四倍，连续三科举行，如此可缓解旧学士子改制后所受冲击。其后，政务处、礼部将这一设想变成了可操作的具体步骤，先后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与宣统二年（1910年）举行了优贡、拔贡的朝考及授职，从人数上看，确有过渡时期宽筹士子出路的效果。“优贡、拔贡朝考后授职的士子，无论铨选时内用外放，所得官职明显优于既往科举时代的举人。

宣统二年秋季，《大公报》曾报道：“有人统计近年新登仕版之官约可达5000人以上，兹列表如下：留学毕业生计用240人；举贡应试者1500人取320人；拔贡应试者3500人照章第一次试后取六成，第二次试后取四成，应取840人；优贡应试者500人，试章与拔贡同，应取120人。各省孝廉方正约得2000人，应尽取用，又未取举贡优拔4220人，照例得就职，即以对折算亦将2000人，以上都凡5520人，……亦可谓盛矣。”

有御史因此奏请停止优、拔贡朝考等考试，政务处在议覆中表示：“拔贡一项，自此次后即行截止。举贡保送、生员考职、优贡朝考，本限三次，现均已考试两次”，认为此时叫停意义不大，且既然此前政府已允诺三科（1908年<光绪34年，戊申>、1910年<宣统2年，庚戌>、1912年<宣统3年，辛亥>），半途而废更显得失信于众，不利于科举善后的完成。更为重要的是，朝考优、拔贡是举官的主要形式及依据，也是旧学士子在立停科举后的重要出路。在未有新制出台衔接安排的情况下，贸然停止原有诏令执行的内容，无疑会打乱现有秩序及程序。政务处特别强调：“惟查文官考试章程。明年即须实行。无论何项官吏。必有相当之试验。该御史所请量予停止之处。应暂毋庸置议。”期待以仿行西方文官考试来替代原有的朝考授官，已成为清廷的一厢情愿，因辛亥起义的枪声响起，文官考试酝酿多年而胎死腹中，宣统年间优、拔贡朝考的热闹喧嚣，成为大清朝终结前的回光返照。

废除科举后是如何选拔官员的？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以来长达60年之久的改科举之议，屡屡以请求增开制科的方式将西学纳入科举，以保留国粹。如1842年两广总督祁贡建议清廷仿唐宋科举广设科目，“将博通史鉴等五门分为五科，特诏举行”；1870年，闽浙总督英桂与船政大臣沈葆桢等附片奏请特开算学科；1875年，薛福成、李鸿章、沈葆桢相继奏请开设洋学特科；1884年，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学科、方汝绍请开实学科；1903年，御史陈庆桂要求设置外交特科等。这些奏折不仅曾先后上达天听，且在殿堂之上有过多次讨论。但是，由于礼部对于求变心存抗拒、总理衙门则畏惧非议，结果是即使在同治中兴与光绪初年洋务大行其道之时，通过增开特科以充实和改造科举，即老树嫁接新枝的方式，纳实学和西学于科目的努力，仍归于徒劳无功。后因甲午战后朝野救亡呼声强烈，迫切需要人才，清廷于1897年批准开设经济特科与常科。却又因百日维新夭折的影响，经济特科迟至新政伊始后的1903年方才开考，其间围绕推荐和取录，朝中明争暗斗，政情汹涌。出人意料的是，该科录取者引见后的安排，不惟与历科进士相比，并无特殊优待，甚至与咸同时期的一般保举案相比，拔擢也未见优势，连癸卯乡试考官吕稱芬闻之亦坦言“录用均不优异”。

因此，经济特科的举办，纵然对期待清廷呼应改革者具有一定鼓舞作用，但一科之后再无来者，更有诸多官场倾轧等难以为人所知的内幕使人望而却步，难以真正起到趋新人士所冀望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对科举制改革不具备推广应用的现实性与持续性；改章后的科举文体，此时亦未能显示出可进一步更新的前景；加上日俄战争的结局，使国人迫切向往立宪，期以救亡图强，但人才培养缓不济急，道光朝以来纳科举于学堂的设想，最终被以学堂包容科举取而代之。

1905年9月，清廷诏停传统的科举制度（文科举），而科考千年来深入民心，民间对以考试入士为官之途，仍然有相当的需求。废科之后的6年，直到清朝灭亡，政府并未停止透过考试来从民间选拔人才，除了为旧学士子们寻求出路而预留最后的优、拔贡三科朝考外，政府还为赴外留学生们举办了6次特科考试，形成了优拔贡考试与留学生考试交替进行；在废科举的同时，清政府同时还制订了“留学生考试章程”，吸引归国的海外留学生透过考试进入政府。190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止，被称为“洋科举”的留学生考试共举办过六次，总共取录了1388人。

根据规定，在海外高等学校入学三年者可以应考。考试分为两场，首场在学部举行，称“部试”；次场在保和殿举行，称为“廷试”。考试内容包括外文，以及留学生留学时所习科目。考取者按成绩及其学习专业，分别授予各科“进士”、“举人”等传统科举的身份，成绩最佳者更授予翰林编修。当时的各式名衔包括有“格致科进士”、“工科进士”、“商科举人”以至“牙科进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