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前,诸王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曾合辞劝进,唯朝鲜国王李倧不愿拥戴,并颇有贬词。
当时皇太极便决定征服朝鲜。但顾虑明军从后面牵制和出兵支援朝鲜,因此又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掠明朝京畿。
同年六月二十七日,阿济格、阿巴泰等便率兵入边。两黄旗自巴颜德木地方入,两白旗、正蓝旗自坤都地方入,两红旗、镶蓝旗自大巴颜地方入,入边之第八日(即七月初四)相会于延庆。
紧接着,七月初五日,清兵便从延庆入长城。七月初七,清兵间道从天寿山后进抵昌平。昌平很快失陷,明德陵被焚。崇祯帝闻之大惊,急忙“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门。”
七月初八,清兵逼近西山,攻打巩华城,该城守将姜瑄用火炮轰击,清兵退却。一时间,清军继续南下,准备攻打北京城。
此时,镇守北京北门(德胜门、安定门外)一带的是于崇祯二年(1629年)冬,在永定门之战中曾被后金俘去,后来又设法逃回的守城副总兵黑云龙。
因为黑云龙作战一向勇猛,很令前进的清军很感畏惧。于是,清军便再次实用反间之计除掉黑云龙。
他们故意给黑云龙送去了一封信,假装约他作为清军的内应攻打北京城,以引起明朝廷怀疑,假借反间之计除掉他。
可是,这一次崇祯帝却并没有上当。不但没有上当,还识破了清军的计谋。于是,他便命黑云龙将计就计,伪装投清,并设伏于西山附近,引诱清军深入。
果真清军中计,大败后连忙退走良乡。
那么,话说到此,问题也来了。
七年前的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首次突破长城防线,直逼北京城。
为除掉劲敌袁崇焕,那时候的皇太极也同样施反间之计,让刚愎自用的崇祯帝最终上当,且以“议饷”名义,召袁崇焕进宫,并当下逮捕下狱。第二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又以”通虏谋叛“、”失误封疆“等罪名,毅然将率师入卫北京的袁崇焕处以碟刑而死。
那么,这一次,甚至对曾被清兵关押一年之久的黑云龙实施反间之间,崇祯皇帝却为何不再上当受骗了呢?
首先,崇祯二年,也是朱由检刚刚继位的第二年,年龄也就十九岁,不到20岁。应该说,那时候,他对任何事情的认知还相当肤浅,而处理起问题来却又显出绝对地自信和简单,且视皇帝权力为万能,从不考虑其中的复杂关系。一旦认定袁崇焕投敌,尽管证据不足(只听两个宦官杨春、王成德的口述),也很难更改他的认知。
所以,就连当年攻打北京城的皇太极要离开时,也曾笑话崇祯道:”城中痴儿(指崇祯),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
其次,当时他寄予袁崇焕的希望过大,给予袁崇焕的权力也过大,其中就包括许多明军精锐都掌握在袁崇焕手中。一旦面临京城危急这样的局面,他便突然感到很难调动兵力,再加上袁崇焕一心想保卫京城和皇上,难免在指挥上多处失误。这就让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更加担心和怀疑。一时间,首先夺下袁崇焕的兵权便成为第一要务。
再次,明朝后期,朝堂上下多奸诈之臣,见崇祯帝已将袁崇焕打翻在地,自是要踏上三脚,再落井下石一番,以致令袁崇焕最终受碟刑而死。
至于到黑云龙时,毕竟已过去7年,一方面崇祯帝已经成熟许多,最关键的还是黑云龙并不象袁崇焕那样,手握重兵。
再者,对于清兵攻打北京城,崇祯帝已有了成熟经验,如到七月初十,清兵屯驻于沙河、清河,即便是昌平叛军逼近西直门,也未见崇祯帝慌张,而是命兵部传檄调兵入援,即征山东总兵刘泽清五千人、山西总兵王忠、猛如虎四千人、大同总兵王朴、保定总兵董用文各五千人、山永(山海关、永平)总兵祖大寿一万五千人、关、宁、蓟、密各总兵祖大乐、李重镇、马如龙共一万七千人明军勤王。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崇祯都不担心黑云龙到底会不会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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