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万里》,温靖邦 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蒋介石集结百万大军,对江西红色根据地形成大包围并逐步缩小包围圈。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岌岌可危。被赋闲的毛泽东主张就地与敌周旋,并遣偏师威逼江南(国民党财赋所出之区以及宁沪心脏地带)以调动围困苏区的敌军回援江浙,然后在运动中寻找战机。但最高领导机构固执地要过湘江走逃跑路线。
惨烈的湘江之战使红军将士认识到这个抉择是错误的,同时他们展现了伟大的素质与忠诚。付出了五万人代价过了湘江之后,毛泽东联合中央觉悟了的同志酝酿变革,成功掌控了遵义会议的前奏——通道转兵和猴场会议;经过较量,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事实上的领导地位;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势力的斗争中,博古、周恩来、李德都站在毛泽东一边;直罗镇战役是建立陕北根据地的奠基礼,辉煌的战果使陕北军民对毛泽东有了信心,自觉地站到了党中央周围……
《铁流万里》一书的作者温靖邦被誉为学者型作家,曾出版《虎啸八年》《大逐鹿》等资料扎实、气势恢弘的长篇红色历史小说。这部《铁流万里》也不例外,作者爬梳史料,挖掘细节,将引人入胜的故事与人物的行为、命运融铸一体,强化人物形象的“不朽度”,成功地再现了这段波谲云诡的历史。
温靖邦在杭州
>>内文选读:
湘江之战的毛泽东
一头浓黑头发的毛泽东铁塔似的戳在江边,注视着血红未尽的江水,泪如泉涌。
他身旁是王稼祥和张闻天,还有朱德。“必须开一次会!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再不能听之任之了!”他愤慨地说了这么一句著名的记入史册的话。说给自己听,也是说给身边的同志们听。李德在回忆录《中国纪事》里这样说当时的毛泽东,他“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李德其言不诬,毛泽东一路上确实一直与红军将领们过从甚密。自从他被剥夺了军权之后,仗越打越糟,红军广大指战员怨声载道,自然盼望带领他们常打胜仗的统帅来互诉衷肠;统帅也愿在具体的战斗中适时向他们作一些具体的指导,以图将损失减少一些。这就是李德抱怨的那事的原因。毛泽东所谓“要讨论失败的原因”,显然是包含了希望撤换中央的领导。诚如美国人特里尔《毛泽东传》所云,此时“红军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失舵的小船”。再不调换舵手,扭转航向,等待红军的必是全军覆没。
“要讨论失败的原因”,这句话既是深深的愤慨情绪的表露,也反映了毛泽东的谋虑已趋成熟,是湘江边红军血流成河将它推向成熟。那不仅仅是毛泽东的谋略,也是广大红军指战员渴盼的心声——那是三军呼唤统帅的心声啊。
在这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在这节节失败的危险征途上,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高级干部们重新审视党在一年多来的经历,创剧痛深之下,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无比正确;在认识真理的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好好做做三人团的工作,争取让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至少也要分化他们,促成他们中的一位甚至两位起义。所谓起义就是转而支持毛泽东。
王稼祥不是站在毛泽东身旁,而是躺在毛泽东身旁的担架上。他听到毛泽东说话,努力地撑起上半身,去看湘江上的惨状。然而,除了血红色,他什么也看不清,因为眼镜的镜片不断被眼泪的水雾遮挡。他不得不一次次摘下眼镜,吃力地擦拭,然后戴上。现在,心灵的伤痛已超过腹部的伤痛。
他也是被残酷的现实斗争教育过来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是王明派往中央苏区,取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苏区领导班子的当时的“中央三人团”之一。他一到苏区就组织召开了“赣南会议”,批判毛泽东的三大错误:“狭隘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撤消了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政委的职务。后来,在革命实践中,王稼祥很快就被真理在手的毛泽东所折服,特别是毛泽东对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所施加的巨大影响、对第五次反围剿策略的批评和预言,都让王稼祥意识到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党不能没有毛泽东的指导。当白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节节胜利,红军损兵折将、节节败退之际,新三人团执迷不悟,对毛泽东的耐心告诫粗暴拒绝之际,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等已经省悟或正在省悟的同志进行倾心交谈。谈政治、谈军事、谈马列主义、谈国际共运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如何合理结合,谈中国的国情与民情,探讨中国革命中带规律性的问题。一个久经思考、反复酝酿谋划在这些同志心中趋于成熟了。那就是拥戴毛泽东重新走上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最好的办法就是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用民主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认清道路。所以他在担架上听见毛泽东说“必须召开一次会议”时,马上用力撑起自己的上身,用尽力气呼应道:“对!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 ”
博古、李德骑马从人群中穿过,来到湘江东岸渡口附近,便下了马。好几位政治局委员都在那里。博古神色仓皇地四处打量,然后对周恩来说:“恩来,这么乱不行呀,要严重影响渡江进度的! ”
周恩来瞥了他一眼,没说话。周恩来已经尽了力,此时连气都还没喘匀,能有什么办法呢。正好这时有人驰马来向总政委周恩来报告,说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抱怨渡口太乱,有的争先恐后过江,有的争挤浮桥时掉下河去,就这样无谓地淹死不少人了。“刘参谋长派我来请示总政委,是否由渡江指挥部统一规定,先不忙过江,按建制整理好队伍,然后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过……”博古看到江边混乱的情景,敌人的再次炮击和飞机轰炸即将临近,敌人的大批步兵近在咫尺正在开进,禁不住心烦意乱,随口训斥道:“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和单位,冲过去一个算一个,能冲过去一半就不错了!”周恩来不满地又看了他一下,摇了摇头说:“这不行!刘伯承的意见是对的,像这样乱挤要出大问题!”博古傻傻地望着周恩来,默然片刻之后,说:“我听说你已经作了半天努力,大家都不听,怎么办呢?现在靠军纪也解决不了问题呀!”王稼祥在担架上,谁也不看,望着天空,冷笑道:“这个时候,用军纪去吓人,不搞糟才怪;必须靠威望和才能!仗给打成了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威望呢?”大家面面相觑,默然无语。周恩来看了看不远处默默吸烟的毛泽东,便几步走了过去。他说:“主席同志,你来指挥过江,如何?”毛泽东没说什么,也不看他。把烟头扔掉,向前走了几步,登上一个小土堆。他用湖南口音大声喊话,一边挥动那如椽的手臂以加强效果。他说: “同志们,同志们呀!大家不要乱,听我说两句好不好? ”
站在距他较近的指战员们先是惊愕地转身望着他,呆了一忽儿,然后惊喜和疑惑地互相询问道:“毛主席出来了!怎么回事?是出来指挥红军了吗?这是真的吗?”旋即以讹传讹,向成千上万的人堆深处一传十,十传百地传话过去:“毛主席?是毛主席!”无数的红军战士奋力扩散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出来了!大家静一静,毛主席出来了!”无数的红军战士像久旱逢甘霖般尽情享受着这由他们想象出来的幸事。“不要乱,毛主席要指挥我们了!”无数的红军战士惊喜不置。“毛主席!毛主席!您救救红军呀!”无数的红军战士热泪盈眶。“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无数的红军战士欢呼雀跃,忘记了疲劳与伤痛。大家终于静下来了,湘江东岸刹时寂无人声,只听见远处正在向此地飞来的敌机的隆隆声正在由远及近,以及越来越近的敌人步兵密集得有如骤雨的枪声。毛泽东抓紧时间叫营以上干部迅速过来开个短会。他命令各级干部先掌握好各自单位的党团员,整理好各单位部伍,服从团首长、师首长指挥,不许乱,谁乱就枪毙谁,各级指挥员有执行战场纪律权力。有人问他,谁指挥过江?他说,总政委周恩来。红军战士误以为毛主席又有权指挥包括总政委在内的一切人了,秩序刹时肃然。
中央纵队三梯队的代号是小松。有一位营长首先高举自己紧紧握着的手臂,含着眼泪,高声召集他的部属。“我是小松炮兵营!我是小松炮兵营!请炮兵营全体同志向我靠拢!向我靠拢!注意了,这是毛主席的命令!”码头上四处响起一片番号的呼唤声,寻找自己单位的大声询问及其应答。极短的时间,渡口边、河滩上、公路一带,排起了井然有序的队伍。然后,一堆堆人马,牵拉这连接成长绳的绑腿带子,你搀我扶,涉水过江。这些正渡与待渡的红军战士,一边遵照命令行动不辍,一边频频回望站在河滩高地上也在望着他们的毛泽东。毛泽东浓黑的长发向后纷披,眼里含着忧虑与希冀。这就是威望、爱戴和信赖,是人心所向,这是靠强制绝对无法达到的境界。朱德激动地问毛泽东:“主席,我做什么,请指示!”毛泽东感激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老总,赶快修复所有浮桥!只靠徒涉速度太慢!”朱德向他庄重地敬了个军礼,转身跑步到指挥部。揩了一下湿润的眼睛,大声命令道:“梅坑(中央纵队第二梯队代号)工兵营火速架设浮桥,必须赶在敌机再次轰炸之前,把毛主席送过江,把中央纵队送过江……”
三人团目瞪口呆地看完了这一席由乱到治的过程,总共不过半个小时;这是他们此前把中央保卫局的执法队全部派到码头上,架起机枪,开枪执行战场纪律完全没办到的。三个人心里想的当然不会一样,理解也一定不会一样,发生的变化也一定不会一样。不久以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将证实这一点。枪炮声更激烈地响起了,从脚山铺以下的第二道阵地,从新圩方向,从光华铺方向;声响密集,震动湘江边的中共领袖们。博古心力交瘁,惶惑不安,抬眼环顾他的同僚们,眼光最后落在毛泽东脸上。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而几年后他自己解释他此刻已开始觉悟了。朱德拿着一沓电报纸从渡江指挥部走出来,快步走向这群领袖们。径直走到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身边。周恩来瞥了一下那沓电报纸,向毛泽东努了一下嘴巴,对朱德说:“请毛主席先看吧!”朱德拿给毛泽东的是各阻击线的十万火急告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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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温靖邦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