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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汉后期出现了匈奴口头称臣而实际非臣，汉朝形式上不接纳匈奴称臣而实际又需要匈奴表现为臣子的复杂局面。

这一局面需汉匈双方都要克制自身以维持微妙的平衡，若一方有越雷池之举，就会打破这一平衡关系。

王莽时期因替换匈奴单于印而引起的汉匈争执，就能说明这一问题，而若单纯探究这一时期匈奴臣属汉朝与否，

或如何臣属汉朝，则明显低估了双方实际关系的复杂性。这一复杂关系正是当时的儒家思想与政治实践相融合的结果。

一、汉朝内部对匈奴单于来降原因的认知

《说文解字》言“化”为“教行也”，即教化之意。与汉宣帝时期咸曰匈奴归降是“乡风慕义”相对比，“乡化”之“化”的内涵，正是“乡风慕义”中的“风”与“义”，即这一时期汉地的文明教化。

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时，汉元帝下诏，在诏书中，汉元帝将与汉朝对立的郅支单于与归降的呼韩邪单于做对比，

认为郅支单于从派遣质子到反对汉朝的转变是背叛“礼义”；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是不忘汉朝恩德，向往汉朝“礼义”。

《礼记·冠义》记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在讨论呼韩邪单于上书请求罢除边塞吏卒的请求时，汉元帝使车骑将军口谕，将呼韩邪单于降汉之举，视为对汉朝“礼义”向往的结果。“礼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也是儒家倡导的礼制社会的集中反映，

体现了礼义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礼义”对人的行为有制约作用，有了礼义，就可以避免陷入上下失序、社会动乱的境地。“礼义”是儒家为实现理想社会，而设定的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

是文化追求与政治建设的统一。从这一层面来看，“乡慕礼义”同前文所言之“乡化”相类似，都表达了匈奴因向往汉地的政治秩序与文化传统而降服汉朝的思想。

匈奴单于因“乡奉慕义”而降汉的说法，在西汉后期屡见不鲜。汉朝击败郅支单于这一军事胜利对呼韩邪单于来朝有推动作用，但其核心仍是将匈奴归降视为对汉朝的向往，把匈奴来降视为“慕义”，

把归降的匈奴单于视为“慕义之君”，其意与前文“乡化”“乡慕礼义”所表达的思想的一样，都在暗示匈奴来降是因为向往汉地的政治秩序和思想文化。

于此之外，还能体会到“慕义”的另外两层含义。其一，强调汉朝一些为政举措对匈奴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匈奴因感激汉朝的仁义之举而来降。其二，从汉朝自身看来，汉朝有匈奴所“慕”之“义”，意味着汉朝践行的对匈政策具备除暴诛恶、施行仁德的高尚内涵。

实际上，早在汉宣帝五凤年间，萧望之就将汉朝对匈政策中暗含的两个层面的“义”表达明确了。当时匈奴大乱，

议者多言要趁机举兵灭之，在萧望之看来，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解决匈奴内乱，是以仁义道德为施政原则的体现；单于受汉朝帮助而获得匈奴的统治权，必然会因感恩而臣服汉朝，以汉朝的仁义为贵。

二、从昭宣时期汉匈局势看匈奴单于来降

匈奴叛逃汉朝的真正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汉匈两国在昭宣时期的情况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随着汉匈战争在武帝统治期间的持续，匈奴人开发了他们的领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并向汉投降。

特别是在汉武帝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中，匈奴不得不放弃沙漠以南，汉朝将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原匈奴地区，

这标志着汉匈两国军事战略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此后汉匈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摩擦，但整体的军事形势并未发生本质改变。汉朝在昭宣时期对匈奴的军事打击，进一步削弱了匈奴势力。

汉成帝元延二年，扬雄通过列举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等人对匈战争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以及昭宣二帝对匈奴的持续军事打击，指出正是由于汉朝的不断征伐，才使得之前“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的匈奴前来归降。

汉哀帝建平四年，扬雄上谏时也说“今单于归义……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道出匈奴归降最为重要的制导因素是“上世之遗策”。“遗策”是指汉武帝以来对匈奴施行的军事打击政策。

正是在汉武帝长期对匈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的基础上，才在汉宣帝时期真正实现汉匈和亲。

伴随着势力的衰落，匈奴周边的部族、国家在昭宣时期也纷纷打击、叛离匈奴。如壶衍鞮单于后期，在汉朝和乌孙的联合打击下，国内人口、牲畜饿死众多，匈奴从此大为虚弱，羁属之国多随之瓦解。

虚闾权渠单于时期，匈奴的周边局势也十分紧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乌桓、西域又多次侵扰匈奴。

这一时期的匈奴外部边患与匈奴内部实力衰落互为因果，表明此时的匈奴已然不能有效控制周边部族、国家。

经过一系列外部打击之后，匈奴内部分崩离析的局势愈加严重，匈奴内部先后出现单于之争、单于对立的局面。内部纷争大大削弱了匈奴自身实力。

在内乱中，胡汉业禅予投靠西汉，以获得汉朝的支持。汉宣帝五丰四年，在胡汉业禅予被芷芷禅予打败后，

作义之子“劝臣入朝，服汉”。降服汉朝是一种临时措施，目的是依靠汉朝的帮助，重新控制匈奴。

经过一番争论后，胡汉业禅予听从了左益之子王的建议，于汉宣帝甘禄元年正式封臣，派自己的弟弟侍奉他。在汉朝的帮助下，他重新控制了匈奴。

呼韩邪单于选择投降汉朝以获得支持，实现自己对匈奴政权的控制。至于复株累若鞮单于来朝，更多是呼韩邪单于降汉以来既定的政治操作，

目的是借此表明匈奴对汉朝的降服态度，以维持汉匈之间的和平关系。

认为匈奴单于归降汉朝是因为“乡风慕义”“乡慕礼义”，乃是过度强调汉地的政治、文化感召在匈奴来降中发挥的作用，忽视汉匈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这一决定汉匈关系的关键因素。汉朝通过支持呼韩邪单于获得边境的稳定

，对于汉朝内部来说确实是德政；从长远来看，由战到和的政策转变，在缓和汉匈矛盾、为匈奴部众创造和平方面也是仁义之举。

三、虚构匈奴归降原因现象中的深刻内涵

从汉匈关系的演变来看，很明显，单于投降是一种“村规民约”的说法是后来形成的，目的是解释为什么匈奴会向汉投降。

由于这种解释是虚构的，不仅是继承前人言论的结果，也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

西汉时人认为匈奴向慕汉朝之“德”者，自汉初就已有之

。假如汉朝对外行德政，包括匈奴在内的周边部族、国家都会受到感召而甘为臣子，这无疑是基于德政的感召力，建构“以德怀远”的可行性。

西汉时期，首次将匈奴主动缓和汉匈关系之举动视为“慕义”者，乃是汉宣帝时期的萧望之。汉宣帝五凤年间，萧望之称此前虚闾权渠单于请求和亲为“慕化乡善”，并因此出现“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的局面，

用以表达自己坚持的不能趁匈奴内乱而将其一举灭之的政治主张。

上述言论，都是从道德仁义出发，探索合适的汉匈政策，缓解汉匈关系，为此后称呼韩邪单于来降为“乡风慕义”奠定了话语体系的基础。

实际上，汉朝视为“慕义”“归义”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匈奴来朝。

贾谊在建构对匈政策时，就将汉朝道德感召力的范围划定为“人迹之所能及”。又如汉平帝元始五年五月的诏书中说：

“是以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渐化端冕，奉珍助祭。”这是对汉平帝时期内外环境的整体性评论。

所谓“万国慕义”“不召自至”，正是在强调汉朝周边部族、国家对汉地伦理道德充满向往之情，于此基础之上，

彰显汉朝自身为政之“德”。在西汉时期，用“乡风慕义”描述汉朝与周围部族、政权的关系，是一种常见的政治语言。

对外邦“慕义”而来的认知，也不仅仅局限于描述汉代政治情况。当时的社会将古时“圣王”与“夷狄”出现和谐关系，归因于“夷狄”对“圣王”之“德”“礼”的追慕向往。

这说明外邦因“乡风慕义”而来，是汉朝人认识世界中的“圣王之治”的体现

，是汉朝所向往的政治状态。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朝人才会在政治生活中频繁引述这一观点。

称匈奴归降是“乡风慕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该现象反映了西汉时期汉朝对万邦“慕义”来臣局面的追求，

对自身仁德、礼义的标榜，以及对君主施行德政的赞美。

“德”“仁义”等思想在汉朝政策决策中有着核心价值地位，体现了汉朝为政以德、施行仁义的政治传统。这些心态与传统，共同影响着西汉后期对匈奴单于来降原因的重新解释。

称单于来降为“乡风慕义”现象的出现，虽然有着悠久的传统与内涵，但相关言论在匈奴归降后大量迸发，

则与西汉中后期儒家学说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呼韩邪降汉之后，汉朝内部对其归顺原因的描述包含一些政治语言技巧，然其核心紧紧围绕着“德”与“礼义”，反映了汉朝努力实践儒家所倡导的德政，建立礼制社会的政治目标。

结语

将匈奴归降的原因，虚构为“乡风慕义”，这一现象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同时还与当时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自先秦时期开始，儒家学说的对外政策思想就十分强调“德”与“礼义”的重要作用，

西汉政府也如此标秉自己的政治举措。尤其是自汉武帝以来，儒家思想的价值规范成为西汉时人发表政见的理论依据。

在这种政治、文化风气的影响下，将匈奴来降视为“慕义”“归德”，就是对自身政治理念和政治举措的肯定。

为此，当时的儒臣们纷纷投入到匈奴归降原因的重新建构中去。“乡慕礼义”作为解释匈奴归降原因的后发观念，正体现了西汉中后期政治儒学化和儒学政治化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范晔.《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