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的儒家家庭传承中，女性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她们不仅是整个传承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更是一种传达信息的媒介。历史上出现的“秦晋之好”典故即为政治传播的一例，通过联姻达成两国友好，远嫁他国的女性在其中充当了友好使者的角色，使原本毫无关系的势力之间建立了亲缘关系。然而，在这种形式的女性参政中，她们往往是被动地成为统治者达成目的的工具，而“重男轻女”的心理观念也深深潜藏其中。

女性参与政治往往是出于被动的身不由己，统治者可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宁，扩张势力范围，或者巩固统治地位。这使得女性成为政治斗争中的棋子，为达成目标而被送来送去。这一现象在古代“重男轻女”的观念下更加突显，各个朝代都奉行嫡长子继承制，甚至一些家族秘方也主张“传男不传女”，使女性在家族权势的角逐中变得边缘化。

联姻成为不同家族和政治势力之间牢固联结的手段，深化了原本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封建社会的羁绊。女性一旦嫁入夫家，就要完全服务于丈夫的家族，她们被当做争权夺势、谋取富贵的工具。为了从婚姻中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一夫多妻制成为历史的趋势，纳妾不仅能同时与多方结盟，还能更有效地提升后代数量，延续香火。在男权主导的父系社会中，女性一直是被动地顺从于男性意志的一方，通过婚姻和生育来体现自身的传递信息功能，成为“男尊女卑”观念的生动例证。

嫁入夫家后，女性开始承担起相夫教子的责任。作为母亲，她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产生深远影响，母亲的言传身教成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传递。然而，古代法律对于男女在婚姻中的权益存在明显不平等，男子纳妾被社会接受，而女子则被要求忠贞不移，甚至鼓励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在离婚、财产分配和继承权方面，法律都倾向于男性，这种不公平对待凸显了古代法律制度中的漏洞。古代法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与“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观念一脉相承，满载着封建统治者巩固权力的思想。

尤其在家庭伦理方面，法律规定了一系列不平等的规定，如在妻子伤害丈夫和丈夫伤害妻子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古代法律同样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对于亲情中的举报行为进行限制，表现出宗法制度在法律中的深刻烙印。这种法律体系在历史长河中沿袭，早已成为古代社会的一种常态。

然而，古代法律的不平等和落后思想在当代社会已经变得不可容忍。法律应该是捍卫人民权益的工具，而不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在现代，我们应当以新的思想观念和开放的态度看待男女社会地位，摒弃“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然而，时至今日，一些现代家庭仍然坚守着“门当户对”“商业联姻”的观念，而“男尊女卑”观念在一些老一辈中仍然深入人心。在新时代，我们需要以崭新的思想观念和开放的视角对待男女社会地位，摒弃固步自封的传统，建立积极向上的男女观念，推动社会和谐运转。

婚姻，作为古代中国礼仪之邦的一部分，向来被视为每个家族延续香火的关键。然而，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多妾”存在的原因，实际上是为了更大程度地延续家族的香火。这使得古代婚姻并非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传宗接代的功利目的，将女性仅仅视为生育的工具。女性在婚姻中的主要职责是生育后代，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将面临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这种功利化的婚姻观念在当代社会仍然存在，一些人仍然将婚姻看作是为了家族传承，而非真正的两情相悦。

时至今日，我们需要反思古代婚姻制度的问题，摒弃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婚姻应该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基础上的长期平等的契约关系，而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的功利。婚姻制度应该完善法律条例，保障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减少闪婚闪离的现象。同时，我们也要规定夫妻双方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培养夫妻的婚姻责任感，建立积极的婚恋观，推动社会向更加开明和平等的方向发展。

总体而言，古代中国儒家家庭传承中的女性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她们被视为家族延续的工具，参与政治活动往往是被动的。法律制度的不平等更是使女性在婚姻中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摒弃这些落后的观念，推动男女平等，建立更加健康向上的家庭关系。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断推动法律的完善，倡导平等的价值观，使每个家庭都能成为和谐、平等的基本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