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 ——【南宋】乔行简

回望历史，当很多人看到南宋帝国在蒙古人的猛烈攻势下苦苦支撑最终覆灭时，难免心中不会产生一个疑问；宋人当初没有看到金国灭亡后自身可能面临的艰难窘境吗？

其实不然，在两宋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借助军事同盟国以消灭敌国，但同盟国最终又演变为更为强大的敌人的事件早已不是第一次。北宋末年的女真和契丹便是其中的典型。关键在于金宣宗错误的南掠政策亲手葬送了宋金和议以及联手抗蒙的可能性。

于是乎，在南宋上下普遍存在的复仇意识、蒙古强大实力的压迫以及拓展疆域、增加纵深需要的推动下，南宋君臣不得已走上了“两害相较取其轻”的联蒙灭金之路。公元1234年正月，金国在宋蒙联军的联手打击下正式灭亡。

然而，之后事情的发展正如当初很多人所预料的那样。

同年六月，就在宋军大举进军中原，意图一举收复汴京、洛阳以及开封等地，重建金国的关河防线以抵御蒙古接下来可能的攻势时，北伐的宋军很快便在洛阳附近的龙门地区遭到蒙军伏击，宋蒙战争因此全面爆发。

而在蒙古人的强烈攻势下，南宋君臣很快便彻底丧失了对长江以北广袤土地的控制，转而选择依靠自己相对强盛的长江水师巡视大江天险、坚城劲卒拱卫战略要地，希望藉此重现百年前对抗女真人的盛状，对抗同样不擅长水战的蒙古人。

南宋的抵御是卓有成效的。

从公元1234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到公元1273年长达六年之久的襄樊战役落下帷幕。顽强的宋人在蒙古窝阔台、蒙哥、忽必烈等三位大汗的猛烈攻势下坚持了数十年之久，并屡屡打破其意图效仿金国三峰山之战、迂回灭宋的战略意图。

不得已，为实现蒙古灭宋的夙愿，新即位的忽必烈决定采纳南宋降将刘整提出的先取襄阳、樊城，然后浮汉入江，最终直趋临安（今杭州）的战略抉择，放弃了蒙古长久以来妄图通过迂回战术攻灭南宋的企图。

公元1267年，蒙军起十七万大军对襄樊两城进行团团围困，并在防线外围部下重兵阻击来援宋军，彻底做好了打持久战以及在正面战场上击溃宋军的准备。与此同时，襄樊前线及其他各边防线均受到蒙军的牵制性进攻。

在此危急关头，南宋的权臣贾似道倒也不是什么都没做。深知情况紧急的贾似道除了不敢真的依仗自己“军事才能”前往前线指挥外，在襄阳围困的六年时间内共组织十四次大规模军事救援，奈何均为蒙军所败。

公元1733年二月，主将吕文焕见突围无望，又慑于元军压力，终以城降。南宋长江防线就此宣告破灭。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经》

除了军事上的失败，南宋同时还面临着来自政治正统性的挑战。

至元八年，也就是公元1271年，忽必烈已经正式采用汉制改国号为“元”，宣布继承中原正统王朝的地位。次年二月，忽必烈更是采纳了汉人刘秉忠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

于是乎，在降将吕文焕的劝降以及元帝国宣布继承“正统”的示好下，元军在南宋各地官吏的望风而降中，迅速沿长江南下，兵锋直指临安。

怎么办？情急之下，南宋选择了彻底压上自己仅有的赌注，令向来“知兵”的贾似道领兵出征，抵御蒙军的长江攻势。

公元1275年，在舆论压力下，南宋摄政太皇太后谢道清，急令丞相贾似道督师抗元，督诸路军13万，战舰2500艘，出师西上迎战元军。在秘密求和未果后，贾似道则以孙虎臣为前锋，夏贵为水军统帅，屯驻于丁家洲。

而就在贾似道令步军指挥使孙虎臣率领精兵7万列阵于丁家洲之长江两岸，命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以战舰2500艘横亘江中，自己则率后军驻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阻止元军东下时，蒙军大将伯颜也在几天后率领十万蒙军和战舰迅速赶到，与宋军在此展开对峙。

在蒙古内部蒙古、色目、汉军等多元将领的共同谋划下，伯颜很快便制定了佯言焚烧宋舟以疲惫宋军、主攻陆上宋军的方略。

公元1275年4月16日的晚上，蒙元军队主动依靠小舟装载易燃柴草顺流而下发起第一次攻击。固然轻而易举地位早有准备的宋军瓦解，长达五日的骚扰活动却也尽到了蒙军紧绷宋军神经的战略意图。

同年4月21日，认为时机成熟的伯颜果断命令舰队牵制宋军战舰，依靠由阿拉伯人改进的回回炮配合蒙古骑兵向宋军的三叠阵发动进攻。宋军大溃，督战陆上战事的将领孙虎臣，在见到元军攻入三叠阵后更是第一个带头逃跑，致使战事的全面崩盘。陆军既溃，负责江上战事的夏贵面对蒙军的猛烈攻势同样深感大局已定，连忙令人斩断连接宋军战舰的锁链弃军逃生。贾似道闻之，惊愕失措，急忙鸣金收兵，乘船逃往扬州。

宋廷好不容易聚拢的最后一点家底就这样在三位领兵大将的接连逃窜中为蒙军所破，追杀一百五十余里。面对抵抗宋军死伤甚众，战舰多沉没的悲惨景象，临安最终不战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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