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对话与对峙兼具，利益与对抗交织，摩擦与合作共存。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近百年中日关系，曲折复杂、风云激荡，一直是中日两国近现代史、近现代中日关系史及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上重要而重点的学术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史料的多样化、观念的多元化以及世界形势与中日关系的复杂化，都迫切要求中日关系史研究能够开掘新议题，拓展新路径。为了更好地了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最新动态，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于2024年先后举办了四场中日关系史讲座。前两场讲座着眼于日本文教事业的改革，后两场讲座则聚焦日本对外政策的演进。从近世到战后，从文治到外交，四场讲座在视角的切换、史料的运用、范式的建构、观点的产出等方面都为中日关系史研究提供了新启示，注入了新活力。本文系四场讲座的纪要。

一、王侃良：特殊与普遍——江户政治改革与“类科举”制度的诞生

本次讲座由浙江工商大学副研究员王侃良主讲，上海大学副教授朱虹主持，二十余名上海大学各专业师生参加。

王侃良副研究员讲座

王侃良副研究员首先从江户时期幕府老中与侧用人的权力平衡机制、米价变动的经济现象以及日语中中国古代汉文典籍训读方式的形成背景开始讲起，然后循序渐进对江户幕府直辖区域内部出现的旗本、御家人“素读吟味”及“学问吟味”考试制度的诞生和发展做了系统介绍，并深入分析了这一“类科举”的武士阶层上升流动渠道背后的政治意涵。他指出，“素读吟味”不同于中国的科举考试，是一场口试，主要考察武家子弟对于汉文典籍的朗读正确与否。而对于汉文典籍的日语朗读标准，其背后隐藏着的是权力与知识的联系。从汤岛圣堂的“体制化”到宽政异学之禁，体现出幕府体制对于朱子学的吸收。而朱子学内部对于汉文典籍训读方式的争议，不仅仅是学问的论争，更是对权力话语体系的争夺。此外，他还对“素读吟味”中训读标准逐渐由“嘉点”演变成“后藤点”这一难以察觉的知识权力体系的迁移做出解释，强调指出近世日本的儒学体制化不仅需要凭借“精英的记忆”，更需要通过“无知识人的集体记忆”、“常识的问题化”进行发掘，将问题上升到思想史研究的高度。最后，他认为，以语言文化（汉文训读法）角度展开的历史考察，拓展了从外部对日本儒学诸多问题的观察视角。他以福柯的理论“权力的运作不断地制造出知识，反过来，知识又不断引发权力产生新的效用”总结讲座主题，呼应了整场讲座。

讲座结束后，王侃良副研究员与在场学生围绕中日文化交流、日本儒学的普及对近代化产生的影响、科举的定义、武士与平民的上升渠道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他回应了在场学生的提问，从围绕考试的知识再生产、养子继承制带来的流动性和汉文教育三个方面强调了江户时期“学问吟味”的科举特性，并从这一制度的普遍性和局限性出发，解释了讲座题目“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

本次讲座以深入浅出的理论框架、严谨细致的史料梳理和大胆创新的问题意识，不仅提供了有关日本近世江户幕府政治构建的新知识，还进一步开拓了研究的方法与视野，为日本史、东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二、林子博：明治日本的“道德标准”——《教育敕语》颁布前夕的德育论争

本场讲座由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林子博主讲，上海大学副教授朱虹主持，上海大学副教授张智慧、孙若圣，博士后张弘毅等二十余名师生参与。

林子博副教授讲座

林子博副教授首先从明治天皇颁布的对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教育敕语》引入“德育论争”这一课题，指出正是1887-1890年期间在教育界爆发的第二次“德育论争”促成了《教育敕语》的颁布，并就第二次“德育论争”的原委进行简要介绍，进而提出第二次“德育论争”的核心议题是向何方寻求“德育的标准”。随后，他就《教育敕语》相关的先行研究进行了详细梳理，认为日本学界长期以来拘泥于海后宗臣在《教育敕语成立史的研究》一书中所确立的叙事框架，对加藤弘之的宗教教育言论引发的“德育论争”鲜有关注。他认为对第二次“德育论争”加以深入探讨，可以进一步明确《教育敕语》是在怎样的言论氛围和契机下颁布的，以及在其颁布以前还有哪些发展道德教育的可能性。他在讲座中，从加藤提案的针对点、文部省在论争中的立场以及各方在争论德育与宗教关系时各自关注的核心问题作了具体阐释。

最后，他由表及里，从论争中多方的用意、以及论争与《教育敕语》颁布的关联性对讲座内容进行了全面总结。他指出第二次“德育论争”实际上是情感与理性的错位对峙，造成了“道德标准”的缺位，进而导致了日本教育界的集体焦虑，最终由《教育敕语》这一所谓的“钦定标准”所消解。

在讲座对谈阶段，林子博副教授还就两次“德育论争”之间的关系、《伦理书》是否脱离学校教育现实、日本高等教育学制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解答。在场的老师们也展开了激烈而深入的研讨。本次讲座分析了《教育敕语》颁布前夕第二次“德育论争”所彰显出的多元话语空间，不仅为学界重新思考近代日本道德教育开辟了一个新视角，其从问题意识的敏锐创新到史料与先行研究的详实梳理再到其环环相扣、层层铺展的论证框架，也为致力于历史学研究的学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三、刘峰：日本“亚洲主义”的历史起源及其基本问题

本次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刘峰主讲，上海大学副教授朱虹主持，上海大学副教授孙若圣、博士后刘韵琤等多名师生参与。

刘峰教授讲座

刘峰教授从战后日本学界对“亚洲主义”的研究热潮引入，将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的缘起娓娓道来。他指出，相关研究起步于二战以后，旨在探索日本“反现代”的可能性。他通过介绍“竹内文学”“丸山史学”“西田哲学”讲述了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摸索与探讨，并就“亚洲主义”的学术史进行了一一梳理。他认为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虽被其宣扬为“团结亚洲，抵抗欧美”，但其实质行为却是“侵略亚洲，追随欧美”。他在明确“亚洲主义”的定位与近代问题的基础上，还阐述了“亚洲主义”与其他思想的交错关系，并指出日本学界在研究“亚洲主义”思想史过程中的“连带性”“抵抗性”及“变化性”这一研究动向。他还对“亚洲主义”做了进一步定义，认为“亚洲”本身是西方强加的概念，自古并无“亚洲”这一自称。因此，在接受“亚洲一体”的幻觉时才有可能产生的“亚洲主义”，正表明其已迈入近代主义的桎梏。“亚洲主义”看似带有反近代主义性格，实则是“近代主义”本身。

日本的亚洲主义外交观，亦随着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化而展开。刘峰教授在对日本围绕朝鲜半岛与清朝进行争夺的史实、“兴亚论”与日本“亚洲主义”初次登场并形成定式的过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认定其并不具有抵抗性与连带性。因为“亚洲主义”是日本民族主义本身，而日本民族主义又具有两面性。因此“亚洲主义”是用西方反西方，用近代反近代的问题，无法达到超克、批判日本的近代这一历史任务。他认为，亚洲唯一的共同点在于面对西方侵略之时的“抵抗”，当日本并非抵抗西方，反而是在接受西方的前提下完成近代化之时，“亚洲主义”在日本就已成为伪命题。

四、王广涛：区域与理论之间——日本国际关系研究刍议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副教授王广涛主讲，上海大学副教授朱虹主持，上海大学刘义教授、孙若圣副教授、徐之凯副教授、韩萧博士、张永娇博士等二十余名师生参与。

王广涛副教授讲座

王广涛副教授首先介绍了区域国别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内涵、地位，指出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早于区域研究，而区域研究的经验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提供原材料，区域研究居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从属性地位。此外，他依据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两者之间的三波辩论，指出区域与理论之间存在着竞争与融合的双重关系。

其后，他系统介绍了国际关系视角下的日本研究相关成果。他通过对国际上20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的代表性成果进行文本分析，指出日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第一，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中都会涉及到日本，这体现了日本作为国家（Power）的重要性；第二，多数国际关系学者会以日本作为“积极案例”来支持其研究假设或进行论证，涉及理论与政策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则会更加重视日本案例,这体现了日本作为普遍意义上的国家具有意义；第三，理论与政策结合较为紧密的国际关系学者往往会更加关注日本，这体现了区域研究与理论对话的可能性。

此外，他还从日本学界这一内部视角，分析了日本学者如何看待理论与区域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第一，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历史研究、区域研究、理论研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研究均可被纳入到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第二，关于日本国际关系学的讨论在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增加，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定期举行相关学术讨论，包括历史与理论的论争、区域与理论的论争、非国家行为体与理论的合流等话题。第三，日本学术界在对建立国际关系学“日本学派”或日本特色国际关系学的诉求并不强烈，多数学者坚持以美国行为主义科学背景下诞生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理论以及分析方法为支撑。第四，日本国际关系学界还尝试从思想史视角、从地区以及危机视角对全球国际关系进行研究。

讲座最后，王广涛副教授从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议程方面对本场进行了总结。其主要包括“文明论与国际关系”“和平主义规范以及规范退化”“安全研究与政策辩论的新议程”“理论研究与区域研究新特色的发掘空间”四个方面。

王广涛副教授的讲座条理清晰、主旨鲜明、内容丰富，尤其是引入了日本学界对理论与区域研究的反思，加深了在场师生对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解，并为日后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新的视野和路径。

以上是2024年上海大学中日关系史系列讲座的概要。前两场讲座以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为主线，探讨了日本儒学教育的演进历程。江户中期至明治初期日本教育旋律的定调与变奏，为其后续走上欧化主义与国家主义交织错杂的近代化道路和协调主义与扩张主义此消彼长的外交方向扎下了思想根基。而后两场讲座以日本的对外政策为主题，深入探讨了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思想特质与战后日本国际关系研究的具体实例。四场讲座均含充分的学理依据与现实路向，为上海大学师生认识中日之变、东亚之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提供了有益的学术研究“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