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12月1日,旧历十月十四,清朝朝廷向北洋水师总教习、德国人式百龄授予二等第二宝星,并传达了要他振奋精神、全力以赴的命令。式百龄是德国海军的退役少校军官,他曾参与过美国南北战争的海战。在中法战争爆发后,琅威理为了避免卷入风波辞去了北洋水师总查职务,返回了英国。随后,式百龄临时接任北洋水师职务,但他在这个岗位上仅待了短短一年,几乎没有什么建树。李鸿章对这位外籍将领的评价极为不满,认为他偏执己见、不服从调度,几乎对北洋海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随着时光推移,清朝的战争局势愈加严峻,1885年12月1日,旧历十月二十五,李鸿章写信给醇亲王奕譞,信中提到经试航后,他发现驻德使馆人员舒文和王泳霓所反映的济远舰质量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并表示,北洋海军封冻后,所有舰只将由丁汝昌指挥南下厦门和澎湖进行详细操练,力求提升战力。 时间进入1894年,12月1日,旧历十一月初五,这时的北洋海军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威海卫的防御体系指挥权属于陆军,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和指挥机构,海军基地的管理和防务变得杂乱无章。更令人头痛的是,基地内的各个部门负责人,几乎都是由北洋大臣通过海军营务处任命,这让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无法对其进行有效调度,导致指挥体系陷入多元化和无序的状态。战争爆发后,戴宗骞和张文宣都提出要求增加守卫威海基地的陆军兵力,使其总数达到1万多人,但这些部队并不受北洋海军提督的指挥。 戴宗骞对下属刻薄苛待,甚至克扣士兵军饷,肥了私囊,这种做法引起了士兵们的强烈不满。丁汝昌出于对威海防御的深切关切,曾劝说戴宗骞支付欠饷,并试图通过从海军经费中挪款的方式帮助其缓解困境,但这一举措非但没有改变戴宗骞的态度,反而加剧了两人之间的矛盾,这无疑给保卫威海卫带来了更大的隐患。 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日本海军曾多次骚扰威海,而威海南北两岸的炮台屡次将敌舰击退。然而,旅顺在11月22日失守后,戴宗骞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不论敌军从哪里登陆,都应派遣巩军队进行追剿,并允许部队自行决定战守。此时,威海的炮台防守由丁汝昌负责,戴宗骞的做法引起了丁汝昌的强烈反对。11月29日,丁汝昌致书戴宗骞,明确表示不赞同其放弃炮台防守而主动出击的决定。李鸿章也对戴宗骞提出警告,质疑他是否在重复旅顺和湾口的失败教训:将效湾、旅覆辙耶?依照当时敌众我寡的局势,威海的海陆军本应精诚团结、严密固守,而非采取主动出击的冒险策略。如果日军占据了威海湾的南北炮台,他们将能够利用这些炮台对刘公岛展开猛烈攻击,导致刘公岛陷入海陆夹击的困境。然而,尽管李鸿章在12月1日专门发电命令,强烈要求丁汝昌坚持固守阵地的主张,戴宗骞却置若罔闻,固执己见,最终导致了巨大的战略失误。 1895年12月1日,旧历十月十五,时局依然未见好转。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已安排福靖舰北上,而南琛舰载运兵勇则在安徽一带搁浅,剩余舰只也亟需维修。同日,旅顺接收委员会的顾元勋和龙殿扬也抵达了旅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