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时候，无论是从外部看中国，还是从内部看中国，都可以明显地感到：南方是黯淡中国的希望，天陷西北，地倾东南，上海在希望之处闪光。激进的维新派已经星散，愚昧的义和团彻底落败，曾经骄横的西太后忽然驯顺，为清朝苦撑了二、三十年的汉族大员们袖手旁观，江浙士绅们对北京已然绝望，谤议之声嚣然而起，一切都表明，清朝完了。除了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外，北京已经没有任何统治武器了，北方社会已经轰然坍塌。20世纪的中国新王朝，将以某种形式取代清朝的统治，而它的社会基础，一定是在南方，在上海。南方已经怀孕，上海正在躁动，华夏中国的新一代传人——中华民国，将要临盆了。

距离清朝的覆灭，还有11年。人们已经自说自话地讨论起一个问题：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哪里?戊戌变法时期士大夫们暗中议论的迁都问题，越来越公开地谈论起来。连常住北京的学者都认为：北京，不是中国合适的都城。大多数的舆论，中国的首都应该南迁，应该在上海附近选择一个城市，建立首都。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之后，一贯放言无忌的三朝元老，湖南籍巨绅王湘绮说：“宛平(北京)非可都之地，便令夷国据有燕地，于我形势亦无所损。”这完全是呼应南方“东南互保”的说法：放弃北京并不足惜，保住南方精华之区，才是中国的命脉所系。听来刺耳，但不是无的放矢。西太后在民族紧要关头，一意孤行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修颐和园，做大寿，把南方的税款挥霍在统治者的虚荣心上，就可知此话不虚。

更加狂放浪漫的章太炎，在戊戌变法的时候，就提出清朝应该赶快“宅南”——都城南迁。他提出：中国最合适的首都应该是在湖北武昌。“夫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武昌，处中国“九省通衢”，在江南富庶之地，滔滔长江，上可连接四川“天府之国”，下能贯通苏杭“人间天堂”。从武昌到上海宝山，大型船舶，四日可达。这样，既可以接纳来自上海的强大经济文化辐射，又可以避免外国势力手伸得过长，过分干涉中国政治。

回想康熙、乾隆年间，南方士大夫凄凄惶惶地奔走于运河古道，梦寐以求地到北京谋一个翰林位子，为什么忽然而嚣嚣然地全部嚷着要迁都，离开北京?有人说是为了“防俄”南下，有人说是为了免却大量南方物资湾运北京的“转输”之累。这都是人们在“变法”建言时，为不肯往前走的西太后铺做的台阶。还是章太炎爽快地道出了全部理由：迁都南方，能使满清贵族和盘据北京的保守势力“不得南渡，以奸吾政”。南方要搞宪政，应该避开糜烂旧势力的干扰。凭借长江，阻隔弥漫于北方的颟顸愚昧。这是一条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的百年大计，却是不能对清朝当政者挑明了说。

1900年，真是一个充满浪漫幻想的年头，什么样的话都可以说，什么样的理想都可以提。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活黑暗，黑暗到西太后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社会秩序混乱，混乱到无政府管理，连世界联手的八国联军都不敢行使国际托管；本来总应该是相对稳定的文化和习俗也在发生大的动荡，有辫子无辫子，穿西装穿马褂，打揖作拱、握手接吻，什么都有。但是，正是这种全方面的不确定性，给中国人民泄漏了一个巨大的自由空间，出现了大量的自由话语，造就了本世纪第一代理想主义者。理想，很多时候是一种处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的精神状态。不甘绝望，却又模不到希望，人就有了理想。1900年以后，整个中国的20世纪，理想主义者层出不穷，原因多出于此。

迁都倒不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命题，它伴随着很多血腥的历史。近代以前，定都北京的王朝，都是发源于北方的落后地区。元朝蒙古人，起于大漠以北；清朝女真人，兴于长城以外。原来都是中国文化的化外之地。朱明王朝，倒是发祥于黄淮流域，定都于六朝古都南京的汉人政权。但是来自淮北风阳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漳，原是识字不多的流氓和尚。不数代，燕王朱棣又把首都迁到北京，留下陪都在南京，明朝的政治和军事，也是集中在北京。明朝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仍然在南方。元明清三朝，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北京，经济、文化中心在南方，在江浙闽粤。贫血的北方身躯，用南方的富庶来滋养，一条粗大的输液线就是京杭大运河。元明清的中国历史，是这样冲突和互补的：北方农牧民入主中原，他们的彪悍、朴素和顽强，能为沉溺于享乐的南方注入了不带病毒的新血，他们的加入，使华夏民族变得强壮。但地域性的愚昧、粗鲁和残暴，每次都给南方成熟的华夏文明带来灾难。北方新王朝的入侵，每次都给南方城市带来浩劫。

在清末的改朝换代过程中，中国非常幸运地避免了发生这种习惯性的浩劫。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大转折，转折的原因就是南方的崛起，城市的繁荣。有了上海这样重量级的中心城市，中国历史第一次出现商业城市压倒京城的局面，出现了一个全然由平民控制的城市。

在城市和农村的角力，南方和北方的拉锯中，市民社会获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1900年的老士绅、革命党、留学生和帮会分子，都集中在城市里活动，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新的中国将诞生于城市。当时中国的所有势力，都弃北就南，在上海占据地盘。学校、报馆、学会、戏院、茶楼、公园等等“公共空间”里，长成了一个城市市民阶层，他们到处演讲、撰文、唱戏，用以组织人心。中国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城市，这就是上海。

历史学家应该重视这个重要事实：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新王朝”，它的诞生地在南方，在长江流域的城市。这是一条以上海为龙头，联络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南方新巨龙。新王朝诞生于南方，这不是第一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南朝”政权。

但是中华民国的新政权不是靠纠集“山中之民”，呼拥“流民流寇”建立的，它是在大城市里，按“宪政”、“议局”和“党团”的近代方式组成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第一次。

现在讲论上海的百年繁华，动辄举称“30年代”。30年代，其实只是目前健在着的老一辈上海人能够记忆起来的最早的上海。说起来，它并不是上海最令人兴奋，最难以忘怀的“黄金时代”。30年代，蒋介石政权在上海的独裁和搜刮已经开始；南方经济在北方山海关走私日货的冲击下日益萎缩；江湾、杨浦、闸北、虹口的工商业已经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炮火中受损：还有。由于新国民党政权的干预，原来在租界存在的新闻、言论和结社自由受到极大限制。相比本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代，30年代的上海，醉死梦生的生活虽有过之，新鲜活泼、生动多样的局面则远不如。清末民初的上海，经济自由、投资强劲、物价稳定、言路很多，似乎是有一副新世纪的新气象，经济史家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近代的上海，渐渐成长为南方的领袖，中国的舞台，表率着近代社会走上自由民主的“民国”道路。但是。让全体中国人接纳这样一个几十年里崛起的怪样的城市文明，上海面临着一个“重返中国”的大问题。清末民初，“上海人”是不是中国人有大疑问，比“香港人”、“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更有疑问。戊戌变法后，上海南市大士绅李平书到内地探望李鸿章，两人就洋务、维新等事宜，谈得非常投机入港。欣赏表扬之后，“合肥李鸿章”居然拍拍“上海李平书”的肩膀说：“君为上海人，胡异于西人?”从外部看，上海是打开中国门户的钥匙，上海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外国商人和西方舆论都这么看。但是，换一个角度，从内地看，上海在文化习俗和社会体制上，都不能算是中国。上海，是中国文化的杂种。上海人在租界，被外国绅士看作是最糟糕的中国人。在内地，又被看作是假冒伪劣的西方人。几十年盘据上海的李鸿章，十分知晓洋场风气。他的疑问，代表了所有中国人的疑问。那时候，“你看起来不像上海人哎”，就已经是一句内地人对上海人套近乎的表扬和嘉奖。

上海华人的行为取向很模糊：在东西文化之间，许多上海人的行为举动，往往表现出“不东不西”，“亦东亦西”，或曰“不是东西”的怪模怪样，自称“高等华人”，别称“假洋鬼子”。在利益诉求上，上海人也打自己的小算盘，只顾租界“十里洋场”的自身发展，不对江苏全省和中国大政承担责任。在传统的士大夫和农民社会中，上海当然有全国最强烈的“市民意识”。但是，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很难摆脱自私自利。1843年以后，上海一直沿着外向型的国际商业、工业、金融和文化大都市方向发展，在19世纪末回归中国内地事务时，却遇到了重大障碍。

1900年的上海，正在消除这些重返中国的障碍。有一个重大的标志，就是上海忽然集中起一大批对中国的未来有担当精神的政治家、学者和文人。张謇、马相伯、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陈其美、李平书等等。这些沪上名人，有的是在上海土生的，有的是从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湖南、湖北等南方省份移植来的。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本地人士，在租界内外都有产业。外来革命家在上海的主要职业，就是在福州路一带的棋盘街上兴报馆，组杂志，立书局。所谓传媒的营生。

上海租界没有报禁，清朝对新式传媒的发行限制也较小。大批南国人才涌入上海，使得上海社会出现了一股空前的政治热情。当时全国新出版的杂志和书籍，几乎全都在上海编辑、印刷和发行。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办《时务报》，一度执全国舆论之牛耳。代起，几乎所有的新闻纸、杂志和书籍，都表现出对全国政治的热烈关心。1900年后，章太炎、吴稚浑在上海办《苏报》，骂光绪皇帝为“载(三点水)恬小丑”；在日本的广东、浙江、江苏、湖南革命家编辑的《民报》，秘密运入上海，再向全国印刷发行；内地学生编辑的《汉帜》、《江苏》、《河南》、《复报》，还有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地的地方小报刊，也都是在上海编辑、印刷或发行的。辛亥革命前夕，动辄印数几百万的宣传鼓动小册子，如《革命军》、《警世钟》，都是从上海往外流行的。

上海人的政治意识高涨到连娱乐明星也来凑热闹的程度。章太炎剪发后，上海流行张园式的政治演讲。老者马相伯是演讲艺术的宗师，名优潘月樵是“海派”京剧的开山。两人都在1900年后开始反清，他们常在沪西的张园，和福州路的丹桂舞台演戏又演讲，场场爆满。上海报纸点评说：“马相伯演讲象做戏，潘月樵做戏象演讲”。老政客马相伯的政治演讲绘声绘色，名戏子潘月樵的戏剧表演常常高喊口号。结果台上台下，大家一起狂喊革命口号，成为外地人到上海必看的“一道风景线”。戏剧与人生的“错位”，表明上海人的政治热情是弥漫性的，全国性的。

“反满”、“光复”、“革命”，上海终于在1911年和整个南中国站在一起，并且成为辛亥革命的大本营。

上海，成为中国的上海。几十年里，整个南中国大地慢慢集中到上海来的财富、资金、人才、舆论、经验和技巧，一起发力，猛然一动，中华民国，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