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英/文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1949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解放全中国的号令，晋绥解放区抽调干部及各类干部学校16000余人，编为五个梯队，加上三个警卫团、医院、临汾留守处等共4万余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后改称西北入川工作团），在贺龙、李井泉等领导下随解放军18兵团、7军19师进军大西南。

高有元近照

三月的成都，气候温和宜人，街头巷尾披上了绿装，各种花卉如樱花、海棠、桃花竞相开放，为蓉城增添了无限生机。

在成都武侯区龙安街5号大院，高有元老革命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今天特意来道歉！”。原来这位16岁参军就给首长当警卫员，南下后又分别在四川省盐务管理局、成都市建筑工程局、成都科学仪器厂、成都市轻工业研究所当领导，还是出国支援非洲建设的专家级老革命，因警惕性很高，曾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虽说是拒绝了，但他一直在观察。半年过去了，他得出“南下干部史料研究会为抢救南下史料，几年来克服重重困难，足迹踏遍川渝内外，采访、挖掘、整理、编辑出版了《父辈的南下》图文集，为弘扬传承父辈南下精神作出的不懈努力，是令人感动的，是值得信赖的。”于是他主动联系研究会范文会长，表示愿意接受采访，才有了开始道歉的一幕。

高有元老革命从拒绝采访到主动接受采访的转变，说明南下史料研究会的工作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越来越多的人从怀疑、犹豫、观望到相信、坚定、参与，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高有元的家

环顾高有元老革命的家，窗明几净，室雅人和。屋内布局，井然有序，桌椅摆件，相映成趣。字画书籍，别致精巧，处处体现出室主人的生活情趣和风格。书牍案几的资料，分门别类，收纳整齐，一应俱全。履历点滴不漏，照片岁月留痕，总结印证进步，荣誉彰显优秀，件件凸显出高老革命的思考周密，计划有序，善于总结的工作态度和作风。

采访高有元老革命，可以让你感受到，他把警惕性高作为行为准则，把严谨自律作为工作作风，这些优秀品质的背后是他精彩的人生。

高有元是山西临县前庄村林家坪人，那里是黄土高坡，很穷的地方。因为家里太穷，父亲得了肺痨病，没钱治疗，还没等到他的出生，就离开了人世。家里有20多亩坡地，靠哥哥种地来维持生活，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

高有元说，虽然老家很穷，但是老解放区，穷苦人民的觉悟很高。“七.七事变”抗战开始时，八路军东渡陕西黄河走到山西碛口，在临县成立了革命根据地。临县的老百姓憨厚勤劳，欢迎八路军的到来，八路军给老百姓讲革命的道理，村里有了变化，很多有志气的年轻人，都去报名参军。

高有元记得很清楚，他是1948年8月20日参军的。按老家虚岁算刚满16岁。当时解放军西北兵工部正驻扎在林家坪村，他到乡里开了证明，就近到村里参军，分在兵工部警卫连当战士，从此成为高有元人生的转折点。

高有元讲到，在部队能吃饱饭，成为他和战有友们刻苦军训的动力。同时，部队开展的思想教育，让战士们开始有了革命意识，知道闹革命的目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觉悟提高了，革命劲头更高。战士们穿上了军装，拿起武器，站岗放哨，作为革命军人，自觉地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

1949年部队动员南下，这时高有元已调到兵工部，给陈林处长当警卫员。陈林是一位老红军，红军路过四川潼南时，参加了红军。到陕西打仗时他受了重伤，不能到前线去作战，就留在兵工部当处长。高有元十分敬重陈林，背着盒子枪每天跟着他，形影不离。陈林南下任兵工支队队长，带领支队30多人南下，高有元自然跟着他。临走时高有元的妈妈和姑姑，都到部队来看望他们，支持高有元南下，让儿子放心去。

高有元当兵前没有离开过村子，在警卫连当兵，他就到了碛口，柳林，走出了临县城，打开了眼界。到了黄河风陵渡，第一次看到黄河水，第一次坐上小木船，穿过湍急的浪头，到了陕西黄河边。第一次坐上汽车到了西安，在西安第一次看到了电灯，唤醒了他对未知世界强烈的好奇心。他看到了一批一批的大部队，成千上万的南下战友，还有很多很多集训的学生，波澜壮阔、浩浩荡荡的南下场面，使他在震憾之余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这许多的第一次，让他感到选择这条路没有错。于是他会自觉地学习，了解进军大西南的意义和四川的风土人情，为入川做好准备。

1949年10月1日，高有元和战友们在西安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广播，兴奋地跳起来，激动不已。11月底，他第一次坐火车到宝鸡。部队编为南下第二梯队三中队，跟在18军后翻秦岭。冰天雪地的十二月，天冷路滑，狭窄的川陕公路上国民党埋了很多地雷，排雷充满危险，时有战友牺牲。部队小心翼翼地沿着前面的脚印走，他更是一步也不离开陈林处长，每天提前侦查好线路，行军中不离左右，到了目的地先巡视，晚上首长休息了他还要巡视一遍才能入睡。心里默默念叨，我是首长的警卫员，我要用生命保护首长。从那时，他养成了工作很认真和警惕性很高的特点，这让他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部队到了广元，接到通知，成都和平解放，火速赶到成都。于是他们坐上苏联援助的嘎斯车，上面有篷布，一路直驱成都，住在将军衙门，现在的金河宾馆。虽然他们进了成都，但没有参加阅兵式。为了很快熟悉成都驻地周边环境，他们到成都的东大街、盐市口等繁华地段巡视，感受天府之国的名副其实。虽然当时的成都的马路不平，路灯不明，河上没桥。老百姓穷，冬天没鞋穿，河里洗衣服，过河要涉水。街上的三轮车很多，架子车拉东西，黄包车拉人。但他知道，这些都会随着解放的步伐而改变。

成都军管会成立了，陈林处长分在川西行署军管会企业处接收国民党企业，不久调到川西盐务局任企业处处长，这期间，高有元随首长工作。1950年初征粮剿匪全面展开，部队与土匪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在党和人民的配合下，7月份剿匪基本结束，城区治安一天比一天好。治安好了就不需要警卫员，组织上安排高有元到刚组建的盐业公司工作。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首长。

当时盐巴是国家的控制的专卖产品，是民生之本，是非常重要的行业。高有元被分配到眉山盐业公司搞出纳工作。高有元虽读过书，认识几个字，算得几个数，但是基础仍然很差。会计是接收的国民党留守人员，高有元开始跟着他学习，到银行取钱存钱，边学边干，干中学，学中干， 很快可以独立工作。

1952年3月，川西盐务局点明要高有元到“西南盐校”（重庆）学习统计专业，高有元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认真刻苦，取得优良成绩。学习结业，就分到四川省盐务管理局任计划员。1952年 10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他到四川省委党校学习，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国防建设干部统一分配，高有元就分配到了成都市建筑工程管理局计划处工作，后调成都市建筑二程局、市级机关工作。这期间，高有元用业余时间到文化学校补习初中、高中的课程，文化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六十年代在成都市建筑工程局二工区、企业处、三公司、一公司工作，先后担任团委书记、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监委书记、公司党委书记。

1972年，高有元被选到出国援外人员。当时出国很不容易，首要条件政治可靠，为此组织上还到了山西老家去调查祖宗三代家庭情况。其次要有工作协调能力，还要懂专业技术，经过多次审查，最后批准高有元作为援外干部去援助索马里。

索马里是一个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国家，毗邻红海，地理位置重要。索马里总统与周总理签订了协议，要修1000多公里的“贝布”公路，任务就交给了四川建工局。高有元到索马里以后，主要任务测量线路。高有元所在的第一测量组有几十个人，他任教导员，带领测量人员不分昼夜工作，仅八个多月就完成了测量任务，接着高有元进入了桥梁工程队。

索马里大部分是沙漠和荒地，不能耕种，没有庄稼，很荒凉。索马里属热带沙漠气候，全年炎热干旱，很少有雨。每天汗流浃背的工作。生活条件差，饮用水很少，洗脸洗澡更少。施工队员住在帐篷，修一段搬一次家，搬了五次。大家都非常想念祖国，想念成都的家。高有元给大家讲南下的故事，用南下精神鼓励大家，明确我们是代表祖国在援助索马里，树立与困难作斗争的信心。援外的人员素质很好，工作认真能吃苦，精明强干有干劲，党团员带头冲在前，圆满完成了任务。

1977年，高有元在索马里工作了五年后回到成都，他说，很侥幸自己躲过了文革，没受到大的冲击和影响。回国后组织上委以高有元重任，调到成都市科学仪器厂（麻石桥新鸿路）的电子仪表局任党委书记，这是一个从上海内迁到成都的大三线建设的项目。厂不大，人不多，基础薄，条件差，一切从零开始。高有元又拿出南下不服输的精神带领工人和技术人员干了几年，制造出了“高精度天平”“应变仪”等高科技仪器，这些产品都供科研单位和大学教学使用，成了四川省第一批100个改革企业。

后调到成都市轻工研究所任党支部书记等职。1993年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离休后，曾在某公司当顾问。

面对镜头，高有元语重心长地对采访的大学生说，你们年轻人有知识，有文化，是能干的人才，国家需要你们，人民也需要你们。希望你们为国家，为人民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

来源：综合《南下四川》公众号 、《南下入川干部史料研究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