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陈傅良在评价东汉军制时说“兵之所在，权实归之，是以在外则外重，在内则内重，内外轻重，一系于兵”，军权掌握在谁手中，关系到政权的生死存亡。东汉建立后，鉴于王莽篡汉的教训，刘秀釆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渐排除了功臣们对军队的掌控，从而集中了军权，加强了统治。同时，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刘秀剥夺了部分军功人员的官职，削弱了以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的主要功臣的权势，为最终剥夺他们的官职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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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中央军权

东汉时期的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是由中央直辖的军队，地方军是由地方郡国首长统辖的军队。东汉时期的中央军包括在京都洛阳的郎卫系统、卫士系统和北军系统，以及由中央统辖但驻扎在地方和边境的军队等。东汉初年，刘秀通过对中央军权的巩固，削弱了功臣的权势。

（一）巩固对郎卫系统的控制

东汉的郎卫系统是以虎贲、羽林等为主体的宫廷禁军，属于皇帝的贴身禁卫。东汉的郎卫系统包括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虎责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右监七署。东汉建立后，刘秀为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宫廷宿卫将领篡权，逐渐排除了功臣对郎卫系统的指挥。

1、排斥功臣任光禄勋

西汉中期以前，郎卫系统完全由光禄勋指挥管辖，西汉从宣帝以后，郎卫系统开始逐渐脱离光禄勋的直接指挥。而到东汉初期，光禄勋完全失去了对郎卫系统的指挥，只负责对郎卫系统进行一些管理。西汉前期，郎中令是直接管辖郎卫系统的。而到了东汉时期，郎卫七属只是“文属”光禄勋，“这个'文属'，有人说似属非属，有人说名义上属，或行文上属，实际上不属。总之，反映了某些官职的特殊关系。

可见，东汉时期的郎卫系统各署已经脱离了光禄勋的管辖。东汉时期光禄勋，其职责只是典选、调补、管理、培训郎官等。这样掌握宫禁宿卫的郎卫系统的领导权被拆分，各署独立领导，相互制约，便于皇帝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尽管如此，由于光禄勋在名义上还是郎卫系统的最高指挥者，并且对郎卫系统还有一定的管理作用。因此，东汉初年，刘秀逐渐排除功臣任职光禄勋，以加强对郎卫系统的控制。

在建武元年到建武五年之间，李通曾担任过光禄勋。李通为李秀的妹夫，可见东汉一建立，刘秀就任命自己的亲戚而非功臣任职光禄勋。如果从建武五年以后的光禄勋来看，张湛、郭宪、杜林、席广几人都是文官，而非功臣战将。由此可见，作为皇宫内的守卫部队，刘秀是谨慎的，即使仅对郎卫系统进行管理的光禄勋一职，刘秀都将功臣排除在外，以加强对郎卫系统的控制。

2、排除功臣指挥虎贲、羽林

虎贲、羽林中郎将统领虎贲、羽林郎，居则宿卫宫殿，出则卫护乘舆，是实领宫殿宿卫力量的主要职官。东汉初年，刘秀加强了虎贲、羽林的力量。虎贲以步兵和弓射为主，羽林以骑兵为主，均为精选善战之士，成为东汉皇宫宿卫中的精锐之师。虎贲、羽林的设置和当时中央集权的政治密不可分。由于虎贲、羽林的重要性，东汉初年刘秀在对中郎将的任用上，也对功臣加以排斥。

东汉时期，郎卫的直接指挥者中郎将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从“虎贲阑内所使”，可以看出东汉虎贲中郎将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除了使中郎将直接听命于皇帝，东汉刘秀时期，刘秀在中郎将的任命上也能看出其对功臣战将的防范。

建武五年以前任中郎将的有王梁和李忠两人，这两人都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内。建武五年以前，正是刘秀平定关东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战事较多，制度草创，刘秀对战将也往往是大胆使用，对功臣战将的控制也多注重于战将们在外军事势力的增长。王梁和李忠这一时间虽然任中郎将，两人实际上长期在外作战，根本对刘秀构不成威胁。

建武五年，刘秀拜来歙为中郎将。这时，“山东略定”，战争减少，功臣开始拥挤京师，刘秀也注重于在人事上加强对功臣将领的控制防范，如建武六年刘秀既遣耿纯就国。在中郎将人选上，刘秀则选择亲信其表叔来歙担任。马成在建武九年代替来歙任中郎将，马成在建武四年以前没战功，建武七年才封侯，所以刘秀用战功较小的马成任中郎将，也比较放心，且容易操控。即使如此，马成任中郎将也就一年。

自建武十三年后，云台二十八将当中，只有臧宫和马武任过中郎将，马武任中郎将，是为了平定武陵蛮夷叛乱，而平定后，立即上交印绶。东汉时期，虎贲、羽林等除“陛戟殿中”和“宿卫侍从”之外，还经常奉命出征。在此，马武只是暂时被拜为中郎将带领虎贲、羽林出征的。臧宫本来在建武十五年的时候就已经以列侯奉朝请了，建武十八年被重新任以太中大夫，在建武十九年平定单臣、傅镇等叛乱后才转为中郎将。

臧宫在建武十五年，就已经以列侯奉朝请，说明刘秀对臧宫并非信任，而后其被重新任用，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东汉统一后，局部小的叛乱时有发生，而由于刘秀对地方军事制度的改革，造成地方兵力虚弱，一有叛乱，往往要由中央军前去平定。东汉时期，郎卫系统的虎贲和羽林两支军队因而经常出征，作为宿卫侍从和出征作战双重任务的郎卫系统因此需要由具有实战经验的将领担任，刘秀曾称赞臧宫为“常胜之家”，因而，由臧宫任中郎将比较合适。

二是臧宫在云台二十八将当中排在正中第十四位，既不属于像吴汉、耿套之类的具有较大战功的统将功臣，也不属于在云台二十八将当中排位在后，战功较小的功臣。因此由臧宫任中郎将，即具有作战经验和带兵能力，但又军功不是很大，地位不是很高，容易操纵控制。同时，东汉时期的中郎将分为七属，刘秀还任用驸马梁松等为中郎将，这也对臧宫任中郎将形成牵制与制约。

三是跟臧宫个人性格素养有关。谨信质朴和能干应该是刘秀任用臧宫的最重要原因，因为东汉建立后，刘秀一直任用吴汉为大司马，也是与其“质简而强力”有关。

建武十三年以后，还有马援、梁松任虎贲中郎将。马援一是属于新臣，二是刘秀亲家，三是没有战功。所以，刘秀以马援为虎贲中郎将比较放心。梁松为梁统的儿子，一是梁统与马援一样属于来自西北的新臣，二是梁松为刘秀驸马。因此，刘秀用梁松为虎贲中郎将更为放心。

可见，东汉建立后，刘秀在中郎将的人选上，基本上采用防范限制功臣的做法，将功臣们排除在核心军队的统辖之外。

（二）巩固对卫士系统的控制

东汉郎卫系统驻在宫殿内，属于宫廷保卫系统的最内层，它的外一层就是卫士系统。东汉的宫城包括南宫和北宫。两宫城门及城内宫殿外的安全警戒主要由卫尉指挥的卫士系统负责。卫士一般征自内郡，而虎责、羽林乃多选自六郡良家子弟。为了加强对卫士系统的控制，东汉初年在卫尉一职上，刘秀也是任用亲信排斥功臣。

根据万斯同的《东汉九卿年表》统计，东汉建武时期的卫尉有：李通（建武元年至二年）、姚期（建武五年十年）、阴兴（建武十九年一至二十三年）、窦融（建武二十三年至中元二年）。尽管万斯同的这个统计不完整，缺少建武三年到四年、建武十一年到建武十八年的卫尉名单。但还能看出一些问题。

在上面这四人当中，李通、阴兴、窦融都为刘秀亲戚，李通为刘秀妹夫，阴兴为刘秀小舅子，窦融不仅是刘秀亲家，而且窦融和马援一样，都属于新臣，刘秀任用他们是为了制约具有战功的旧臣的。姚期作为云台二十八将之列的功臣在建武五年到十年这一段时间任卫尉，这似乎与刘秀在关东平定后加强抑制防范功臣的策略不符。

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东汉建立后，刘秀加强虎贲、羽林核心保护层的力量，而作为郎卫系统外一层的卫士系统大为缩减，其兵力不到西汉时的三分之一。因而卫尉的权势也大为缩水，任用像姚期这样的功臣为卫尉已不能直接威胁到皇帝安全。二是根据《后汉书?姚期传》记载，姚期在云台二十八将当中位列第十二，处于中间位置，并没有很大战功，且姚期在建武五年以后再无战功，其权势增长得到控制。三是跟姚期的为人有关。

尽管东汉初年，刘秀对卫士系统大为精简，但作为京师的一支重要护卫力量，朝廷对卫士系统是十分重视的。卫士服役时由丞相亲自“劳赐”，服役结束，由皇帝“临飨”。对卫士如此，对卫尉的人选刘秀更是十分重视。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建武十三以后，卫尉一职再无功臣染指，阴兴、窦融这些刘秀亲戚在建武十九年以后长期任卫尉。

（三）巩固对北军的控制

东汉的北军，包括执金吾及五校尉等所辖之兵，驻防在东汉皇宫的最外层。

1、通过削弱执金吾权势抑制功臣

西汉北军由中尉（东汉称执金吾）管辖，“掌徽循京师”、“禁备盗贼。或谓“掌京师盗贼，按考疑事”。与西汉相比，刘秀大大减省执金吾的属官，仅剩丞一人和武库令一人。执金吾的权力也大为削弱，仅“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执金吾地位也明显下降，已不在九卿之列。

从上可以看出，跟中郎将与卫尉的任用不同的是，建武十二年，天下统一前，刘秀在执金吾一职上，完全任用贾复、朱浮、寇恂三位功臣。

一方面，刘秀大力削弱执金吾的权势，且执金吾所统辖的部队，处在宫廷宿卫的最外层，任用这些功臣为执金吾对皇权威胁较小；另方面，刘秀任用功臣为执金吾，同时大力削弱执金吾的权势，也是对功臣权势的抑制与防范。由于史料有限，对于建武十三年到十八年谁任执金吾一职没有记载，但在建武十九年以后，执金吾一直由阴识担任，阴识为刘秀舅子，属于其亲信。

尽管东汉初年刘秀将执金吾的权势大为削弱，但毕竟执金吾还掌握着一些军队，且驻扎在皇宫旁侧。因而，建武十三年以后，在执金吾一职上，刘秀也没有让功臣染指。刘秀加强皇权，防范功臣的用心可见一斑。

2、加强对五校尉的控制

东汉初年，刘秀将西汉时期的北军八校尉整编为北军五校尉，即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和射声校尉，并省了西汉时的中垒校尉、胡骑校尉和虎贲校尉。除了将八校尉并省为五校尉外，在北军的人数上，与西汉相比，刘秀也大为缩减。东汉初年五校尉所辖兵力为四千左右。而西汉兵力则在数万。

由于东汉时期，北军五校领兵较多，且经常外出作战，五校尉的权势容易坐大，因此刘秀加强了对北军五校的控制。

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四》记载，北军五校尉秩级都是比二千石，其属官除了长水校尉领司马、胡骑司马各一人外，其他四校尉属下都有司马一人。各司马的秩级都为千石。可见，东汉时期，五校尉是平级的，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这样五校尉就可以相互制约牵制，有利于皇帝操纵控制。

另外，为了加强对五校尉的控制，刘秀还设北军中候来对北军五营加以监察。北军中侯仅为六百石，却来监察比二千石的五校尉，这与刘秀在战争中任用秩级较低的监军监察秩级较高的在外作战的将军是一样的。这种以低制高的方法，是刘秀加强对将领的控制，强化皇权的重要手段。

刘秀对长水、射声的罢省和复置是与其“退功臣”的策略相一致的。建武六年，东方平定，刘秀开始注重稳固统治，对功臣加强限制防范。因此，建武六年前后开始遣部分功臣就国，或征为奉朝请，同时开始罢省地方都尉官，复员地方军队。刘秀在建武七年罢省长水、射声二校尉官也是与此相协调。

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四》记载，东汉时期北军五校尉秩级都是比二千石。刘秀在建武七年罢省的长水、射声二校尉官应该是参加过东汉的统一战争的，并且比云台二十八将的秩级低，官阶也低，应该属于云台二十八功臣的部将。刘秀通过罢省长水、射声二校尉官，既可以起到“务从节约”的作用，又可以通过解除功臣部将的职务，起到削弱功臣权势的作用，以为进一步剥夺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的主要功臣的官职打下基础。

刘秀在建武十五复置屯骑、长水、射声三校尉官，这是因为，到建武十五年，以云台二十八将为首的功臣绝大部分已经解除官职，这些功臣对刘秀已经没有威胁了。这时刘秀再重新复置长水、射声校尉官，其削弱功臣权势，最终剥夺功臣官职的目的已达到，因此重新复置。

综上所述，东汉初年，在巩固军权上，刘秀加强了对中央军的控制，排除了功臣对中央军的指挥，削弱了功臣的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