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作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的黄克诚，以纵队18名将领名义（共同联名），于1月25日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发了一封电报，除对国民党进行强烈谴责外，提出了七条具体建议，主要内容是：

“一是迅速撤回八路军、新四军在大后方各地之办事处；二是撤回我党在国民党参政会之参政员；三是调必要的武装加强陕甘宁边区，保卫陕甘宁边区；四是我全党全军应紧急动员起来，以应付事变的继续发展；五是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回大后方去肃清内奸；六是联合抗日党派及军队，准备成立新中央政府来坚持抗战大业；七是立即布置全国性的清除内奸的计划。”

透过这封电报不难看出，与黄克诚以往的行文风格一样，观点鲜明、针对性很强，甚至言辞非常激烈，可以说是针锋相对。

但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对待“皖南事变”的问题上，着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着眼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抗战的现实需要，采取了非常审慎的策略。也是在1月25日，针对“皖南事变”，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采取“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变”的政略和战略。

显然，黄克诚等提出的七条建议，不少观点和内容与中央的政策精神不一致。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黄克诚等是基于一种什么考虑提的这七条建议呢？

首先，从站位的角度上看，这是着眼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提出的建议。

“皖南事变”，国民党将反共摩擦推向高潮，悍然对新四军大打出手，致使新四军遭受极大损失。身处华中战略前哨，与日、伪、顽进行一线斗争的黄克诚等人，对国民党此举极为愤慨。在黄克诚等人以为，国民党连新四军军部都敢灭，军长叶挺都敢抓，其他什么事还做不出来呢？正是基于此点，黄克诚等人是本着与国民党彻底摊牌、彻底决裂的角度，提出了这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第二，从建议的内容上看，这是着眼于局势突变提出的对策性建议。

国共合作虽然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和蒋介石对共产党一直心存芥蒂，一直想剿之而后快。因此，在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国民党对共产党打压不断，甚至出现了反共高潮。之前不久的黄桥决战，两家就曾大打出手。这次爆发的“皖南事变”，无疑将国共这种摩擦推向又一个高潮。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于国民党的反共伎俩，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必须着眼应对更加复杂严峻局面。也正是基于此点，黄克诚等人的电报与其他当时很多的谴责性电报不同，更多地是从应对措施方面入手，条条见真章。可以说这些建议，是一种未雨绸缪，是一种主动攻势，是一种主动作为。

第三，从建议的观点上看，这是在巨大悲愤中提出的有些过激的建议。

人在巨大的悲愤之中，难免有失理智。看到新四军的领导和战友们被国民党剿杀，黄克诚等人的心情可想而知。从提出的七条建议上看，主旨显然有些偏激，好几条建议并不可行。比如“迅速撤回八路军、新四军在大后方各地之办事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回大后方去肃清内奸，联合抗日党派及军队准备成立新中央政府来坚持抗战大业”等建议，不但与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的政策相悖，而且也很难付诸实施，即便实施起来，以当时共产党的实力，显然会吃更大的亏。

得知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决定后，黄克诚马上改变看法，认为中央的决定和策略看得更高、更深、更远。黄克诚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决策，并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甚至在3月份的淮海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黄克诚特意向大家强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何种情况，仍需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且他还详细地论述了这样做的理由和执行中要注意的问题。

一个人所提建议百分之百正确那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战争年代，环境复杂，斗争尖锐，站位角度不同，这些都难免使所提的建议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正常的、客观的。对此，黄克诚本人也曾表示他提出的意见不一定都是真理。他在1984年2月11日接受军史人员采访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提的意见不一定正确，还可能是错误的，这不要紧，错了也可以批评”，“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不是正确的态度”。

黄克诚的这些话，体现的是一个共产党人的纯粹，体现的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胸襟，体现的是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