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创建以郡县制和自耕农体系为基础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以来，两汉、魏晋、隋唐、元明清，历朝历代由开元建国到最终灭亡，为何一般都难以逾越300年的国祚大关呢？

威胁王朝生存的，主要有诸侯王造反、外戚篡权、宦官干政、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入侵等因素。但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今天我们先重点来关注一下封建王朝农业社会经济体系运转规律带来的影响，以及“300年”的王朝国祚周期律因何而来。

秦帝国的经济制度，源自于商鞅变法确立的“重农抑商”政策。通过严苛的法令，商鞅成功得将整个秦国改造成了一个“耕”与“战”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原则上来讲每个秦国人要想获得经济来源、政治地位，只有通过耕种土地多产粮食，或者参加战争夺取敌人首级依靠军功获得土地、爵位，这就是所谓的“利出一孔”。往后的历朝历代基本延续了秦帝国的自耕农经济体系，划定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国家的税收主要是来自于自耕农的农业税和人头税，商业税、财产税还没有成为税收的主流，其余的收入则是国家垄断的特殊行业，比如盐铁专卖、开矿等等。

每一次改朝换代，其实本质上是一次国家利益的重新洗牌、财富蛋糕的重新分配。王朝的诞生，往往是建立在战争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的废墟之上，此时的中央政府可以将大量无主的荒地重新分配给老百姓，让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土地”这一小农经济体系里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就是古代封建帝王奋斗一辈子孜孜以求的“耕者有其田”。这个国家经济恢复的过程大致会经历100来年，如果不出其它岔子，封建王朝一般都会增加人口、恢复生产，社会治安也较为稳定，国家经历由“治世”到“盛世”蒸蒸日上的过渡，比如唐朝的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和社会财富逐渐会向地主、商人、官僚、宗室等少数群体集中。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经营着仅能应付日常开支和皇粮国税的土地生产和家庭手工业，应对外部危机的能力有限，一场大病、一次天灾也许就能让一个家庭破产，只得出卖土地应对眼前的困境。这些失地农民要么租种地主的土地忍受国家和地主的双重剥削，要么放弃人生自由沦为豪门贵族的奴婢，毕竟这也算是一条活路，但大部分直接就成了失地流民、社会闲散人员，是国家基层社会治安潜在的隐患。流民没有经济来源，头等问题就是每天的吃饭，等到这些人的数量达到社会能够容忍的临界点，他们就会啸聚山林、为匪为盗。这还是轻的，顶多也只是几股“梁山好汉”，等到流民队伍发展成了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那么王朝离覆灭的噩梦也就不远了。

封建王朝也不是没有采取过措施，从经济层面增加自耕农的抗风险能力，比如北宋王安石变法里的青苗法，春种时节官府借钱给农民购置青苗，秋收之后再收回本息，以政府贷款的形式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经济状况；还有起自与明朝中后期、定格在雍正年间的取消人头税政策，雍正通过“摊丁入亩”的手段，将取消的人头税摊派成了土地“财产税”，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但是，这一切的措施都没有改变封建王朝以土地为主要税收来源的本质，土地兼并问题仍然是导致自耕农体系破产、国家税源枯竭挥之不去的梦魇，而这个“封建王朝生命周期律”过程往往是以300年为一个轮回。唯有破除土地税收主体的模式，实现税收来源多元化，才会有可能破除300年轮回的魔咒。

有学者讨论，其实满清王朝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就该灭亡，但为何能够再次苟延残喘半个世纪，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同光中兴”。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清政府凭空多出了一项重要的财源——海关关税，正是这一清朝独有、国家税收占比很大的商业税种，才使得千疮百孔的大清王朝捱过了最后的5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