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律和监察制度的日臻完善，但是官员贪污不仅没有日渐收敛，反而更加猖獗。有不少贪官因贪污被处死，却不足以震慑其他贪官，他们不引以为戒，继续贪，毫无顾忌。明令禁止，却屡禁不止，成为了官场上的普遍现象。

官员贪污成了每朝的都存在的现象，难以从根源杜绝。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完善之路

官员贪污从夏商就开始存在，起初并没有设置监察官员，对于贪官的惩治也没有史料记载，难以考究。

战国时期，只是一些官员附带监察职能。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开始注重反贪，设立专门负责监察的官员；秦朝到元朝，中央都设有御史台，御史台里的官员具有监察职权，明朝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清朝仍设督察院。

各朝在地方上也设有监察官员，监察地方官吏。监察职能起初并没有与行政职能分离，导致监察长官权势日渐增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为防范监察官员犯法渎职增加了限制监察权的规定，在此之后，各朝皇帝设立了新的机制，设立两个监察系统互相监察制衡，以防其中一个监察系统生变。

各朝法令基本沿袭“五刑”，每朝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修订改善。我们今天所说的“台谏”出现在唐中宗时期，当时台、谏分离；宋朝，台谏合一，正式制度化，史称“台谏制度”，不过台谏制度因被奸臣破坏，在宋末结束了。台谏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正式制度化的开端，开启了系统化，机制化的监察形式。

台谏雏形——“台院”和谏官

唐代对于贪污受贿已经有了分类。唐律里规定了六赃。唐律六赃就是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强盗、窃盗和坐赃。惩治贪赃，有罢免官位一说，对于罚款，也有了等级划分。

关于监察机构，唐初，中央设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主，御史中丞2人为辅。唐初全国分为10个监察区，称10道（后增为15道），每道设监察御史1人，专门巡回按察所属州县。武则天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中宗后又改为左右御史台。

御史台的职权是“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下设有三院，分别是台院、殿院、察院。台院主要负责“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殿院主要负责“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察院主要负责“掌分察百僚，巡按州郡，纠视刑狱，肃整朝仪”。

当时的行政制度是大名鼎鼎的“三省六部制”，设有谏官，隶属门下省，是专门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司马光在同知谏院时，以谏官之职，进行揭露奸邪佞妄，严整吏治。

包拯在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时，以谏官名义“三弹张尧佐”，谏官对政府官员有监察权以后，就形成了台官、谏官共同纠察政府官员，随着谏官职权扩大，御史兼领谏职。谏官、台官也渐渐不分，称呼也逐渐合流为“台谏”。

从法律和监察制度来看，较前朝确实改善不少，但显然不够应对贪污。几乎每个朝代都是贪污泛滥，唐朝也不例外。“籍其家，钟乳五百两，诏分赐中书、门下台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称是。”（出自《新唐书列传第七十》）宰相元载被抄家时竟搜出了大致64吨的胡椒。

当时胡椒进口自西域南亚，价钱昂贵。这又是一次与商业挂钩的贪污腐败，把钱财转换成物品，对于搜查证据带来很大不便。形式发生新变化，这跟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贪官本人。

宋朝“台谏合一”

宋朝开始对于贪官是严惩的，“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之后惩治越来越轻。

“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以后，京朝、幕职州县官犯赃除名配诸州者，纵逢恩赦，所在不得放还，已放还者，有司不得叙用。”到后来“故事，常赦官典赃入已不赦，熙宁以后始赦吏罪。元祐七年南郊赦杖罪，八年秋皇太后服药而赦，则尽赦之矣。”一直惩罚不重，就没有震慑效果。

贪官本来贪欲就大，品行败坏，还不加以严惩，结果可想而知。一定是腐败成灾。

宋代监察机构在中央御史台仍设三院。但台谏趋向合一，谏官和御史两支监察队伍共同监督包括宰相在内的百官。地方设通判，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此外，路一级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也负有监察州县的责任。为保证监察御史具有较多的从政经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这点表明了行政和监察不是分离的，并且当时行政权高于监察权。

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这个权力是把双刃剑。如果皇帝昏庸无能，奸臣当政，那就正好能借此权铲除忠良。果不其然，宋后期，秦桧执政，掌控台谏系统，滥用御史职权把台谏官员全部换成自己的人，台谏系统就发挥不了监察作用了。监察机制名存实亡。

中国贪污常态化的原因

皇权至高无上

在各个贪污案件中，大多都有庇护伞，庇护伞的本质就是更高一级的权力。要么是皇帝庇护大臣，要么就是官官相护。我古代无论是王位世袭制还是封建君主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皇权高于监察权。

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依附皇权，服从于皇帝，惩治贪官的执行效果也完全取决于皇帝。并且我国古代是个阶级社会，皇帝是统治阶级，士、农、工、商均属于被统治阶级。阶级的本质是剥削，古代的贪污就是士阶层剥削农、工、商阶层。

只要有阶级之分，就会存在上一阶级剥削下级阶层的利益。皇帝荒淫无度，大肆修建宫殿所花费的钱财大多来源于赋税，本质上也是贪污。

监察权难抵行政大权

在设置了监察官员后，出现了监察官员受贿贪污的情况。监察官员权力与地位均低于行政大臣，行政大臣通过威逼利诱，使得监察官员最终放弃检举，这种情况在古代比比皆是。

检举官员贪污反而被有政权的大臣谋杀，正直的监察官员没有人身安全保障，被宰相除官和谋杀不在少数。南宋宰相秦桧执政期间，就利用自己的宰相职权先把御史大夫换成了自己人，尝到了甜头，于是慢慢的把整个台谏系统全部换成自己的人，整个台谏系统都被腐蚀了。

注重宗族血缘，世卿世禄制度

古代的许多官员刚开始很清廉，到后来就变了，因为官场里腐败成风，你不腐败就是不“合群”，就很有可能被栽赃陷害，被踢出官场，甚至被害命。

而且很多贪污的官员都是世卿贵族，因血缘关系，有些官位、权力也是世代相传，代代累积，有贪污受贿，碍于情面大多不会严惩。长孙顺德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因是族叔以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李世民便找理由替他开脱，并没有按照律令惩治。

法律意识淡薄

在古代，皇帝以自己意愿处理法律，大臣知法犯法，破坏法制，地方官吏欺压百姓，这都表现了大家不尊重法律，并没有把法律当一回事。并且唐朝才有百姓检举的平台。即便如此，官员欺压百姓，百姓无处申冤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常常还有清官被栽赃陷害，被斩首。

有法令限制，官员贪污不被严惩，法律还有什么用。就算举报了，自己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还有可能赔条命进去。大臣知法犯法，不被惩治，法律没有威严，民众申冤无果，形成法律无用的意识。

私有观念的形成

古代农业是自给自足，商业难以发展。到了秦朝，货币的产生和以货币换物方法出现，钱具有了流通性质，用钱可以买更多的东西，归自己所有。私有观念渐渐形成。于是大家都想尽一切办法获得金钱，越多越好，这样就能获得更多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种时候，权力变成了一把双刃剑，官员可以利用职权中饱私囊以获取私利。《晋书·卷三十三·列传第三》：“崇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石崇拦截客商以获取钱财。

明朝时，苏州知府陈宁等地方官横征暴敛，应天府大小官吏互相勾结，把应天周边几十万官田收入装自己腰包，山东宁阳县官员们瞒报灾情，把救灾钱粮占为己有。

人性中的贪婪

贪官往往贪欲非常的大，贪了一次之后没被发现，没被严惩，不用承担后果，就贪第二次，之后就是无数次，难以限制。贪是人的本能，贪污是人的欲望，本能无法克制，但欲望可以控制。很多贪官最后被惩治的时候，搜出的钱财多达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

这就是人性中无尽的贪欲，贪婪会让人的大脑失控，思想失控，行为失控，一直被欲望控制。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

（选自唐代柳宗元《蝜蝂传》）贪了之后就会一直贪，身边有贪官被处死，有的官员也不会害怕，继续贪，有的会因害怕在背地里继续贪，就此收手的官员几乎没有。

贪污这种事情，归根结底还是人性中的贪婪。即使有封建制度的约束，封建思想的侵蚀，只要你骨子是干净的，善良的，清廉的官依然清廉。古代也有很多忠臣、清官，关心百姓，体恤民情，帮民申冤。

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愿贪污腐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个官是实实在在对百姓好，百姓心里都清楚，贪官贪污自以为没留下证据，其实民众的眼神就是证据。一个贪官，永远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永远不会赢得世人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