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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润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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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这个名字如果拿来形容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的确不为过。要知道，若非他拥有过人的智慧，便不可能从北洋新军崛起，经过层层考验一路高歌，最终登上了“大总统”的宝座。然而，聪明的他，尽管在许多方面都足智多谋，还是难逃“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命运。

1915年，袁世凯坐在北京老宅的书房里，拍案而起，豪情万丈地宣布：“我要当皇帝！”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袁世凯的皇帝梦想仅仅维持了81天，便宣告破灭。为什么？因为即便他已经坐上了大总统的位置，始终未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虽然清朝皇室早已倒台，但那些掌握实权的既得利益者，地方的顽固官僚却依然如故，牢牢控制着权力的天平。

这一问题不仅是袁世凯的困境，更是后来民国面临的顽疾。消息一经传出，舆论沸腾，有人认为袁世凯疯了，觉得他无法接受自己作为大总统的地位，欲望膨胀到想要称帝；而另一些人则觉得他心有不甘，大总统虽高，但毕竟没能成就“万岁爷”的荣光。这时，袁世凯复辟的举动，不仅把他自己的“帝王梦”彻底搞砸了，更暴露出整个民国政坛的腐败与混乱。

袁世凯发动复辟的动机，或许不仅仅是单纯的权力欲望。他在北洋新军担任统帅多年，深知权力必须牢牢把握。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袁世凯始终掌控着军权，以“护法”的名义，先是镇压了“二次革命”，又一路清除政治异己，逐渐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

尤其是在1913年，他借着操控国会的手段成功脱下“临时大总统”的帽子，顺利戴上了“正式大总统”的冠冕。掌握了权力后，袁世凯的内心似乎更加安稳，但显然，这一切仍无法满足他。表面上看似严肃的袁世凯，实则是个精于算计的人。

为了彻底掌控国会，他亲自指使心腹梁士诒成立了“公民党”。那时的国会，想要当个议员，就必须加入公民党，否则根本无法在政治舞台上立足。为了拉拢这些议员，袁世凯非常慷慨，甚至为每个加入公民党的议员提供200块大洋的入党补助。而这200大洋在当时可是相当可观，足以养活一个家庭好几个月，难怪议员们争先恐后地投向了袁世凯的怀抱。

袁世凯通过这些手段，成功掌控了议会的席位，确保自己能够顺利成为大总统。然而，问题也在于此，权力越大，腐败往往越严重。随着袁世凯的步步高升，他对于权力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即便他当上了大总统，仍然无法满足于此，于是“洪宪帝制”的想法在1915年应运而生。

当时的政治体制赋予了总统过大的权力，袁世凯试图利用这一点，完成自己登基称帝的梦想。这种做法，实质上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权力缺乏制约时，必然导致腐败泛滥。民国时期，官场中的不正之风层出不穷，所谓的“陋规”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些“陋规”其实就是各级官员的非法收入，他们通过收取贿赂，层层盘剥民众。袁世凯上台后，腐败问题愈加严重，北洋政府的各级官员几乎个个沾染了“油水”，甚至连总统本人也未能幸免。

举个例子，徐世昌继任总统时，财政部按规定给他送上了150万元的“零用钱”，其中100万归总统个人，剩下的50万则交给财政总长。这笔所谓的“零用钱”看似合规，但实际充满了贪污的成分，表面上合法，实际上却是赤裸裸的腐败。

更糟糕的是，民国时期的税收问题本就十分严峻。自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便开始通过各种税种筹集资金，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便是“厘金”——原本是为了应急而设立的税种，没想到成了地方官员致富的工具。民国时期，地方官员巧妙地利用这一税种，强行对商人征税，迫使他们承担不合理的经济负担。

袁世凯虽然意识到厘金问题的严重性，但面对一个早已腐败的财政体系，他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改革。各地官员忙于充实自己的腰包，哪还顾得上什么税制改革？即使袁世凯有意引入西方的税制改革，也遭遇了地方政府的极大阻力，导致改革效果甚微。税收体系的腐败依旧如故，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财政崩溃，百姓的生活愈发艰难。

袁世凯的失败，归根结底不仅仅是由于他的个人野心和腐败，更是因为民国体制本身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清朝留下来的官僚体系及其陋规，根本未能在民国时期得到彻底清除，反而发展得更加猖獗。地方官员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惜压榨百姓，收取不正当的费用。而中央政府虽然拥有了更集中的权力，但地方官员却越来越不依赖中央，反而在某些方面逐渐脱离了控制。

袁世凯试图通过复辟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他忽略了体制深处的根本问题。腐败已渗透到民国的根基，任何个人都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资料：

清末民初税制转型的主要困境 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 2022年03月31日

民国反腐：总统带头贪腐不敢打“老虎”只敢抓“鱼虾” 凤凰网 2015年05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