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39年，鲜卑族拓跋部的北魏政权统一了北方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变化，到了534年，北魏发生分裂，形成了东魏和西魏两大政权，分别由高欢和宇文泰掌控。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即位，改国号为齐；而在55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也称帝，建立了周朝。此后，这五个朝代通常被合称为“北朝”。北朝的官制大体上沿用了汉魏时期的制度，同时也吸收了两晋南朝的部分做法。其中，典签制度便是源自南朝的官制。那么，北朝的“典签”官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其职能与特点为何？又为何有些典签不能履职，反而与他们被监察的刺史结成利益共同体？

“典签”一职最早出现在南朝刘宋时期，原本是由皇帝派遣至各州刺史或王侯身边，负责协助处理事务并进行监视的官员。尽管典签的职务较为卑微，许多典签的出身也相对贫寒，但他们通常深得皇帝宠信，扮演着皇帝耳目、监察诸王的角色，能够揭露他们的秘密并直接上奏朝廷，因此拥有巨大的权力。南朝的梁武帝萧衍认为典签制度可能引发君臣间、父子之间的猜疑，容易破坏国家的和谐，于是决定废除这一制度。然而，北朝的统治者却认为典签制度对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具有积极作用，因而沿袭了这一做法。

根据《魏书·官氏志》的记载，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天赐二年（405年）的三月发布命令，设立了“典签”这一职务。这一职务的设立正值北魏政权由氏族制向集权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拓跋珪急需各种手段来巩固皇权，尽管这一制度源自南朝，且其政敌却在实施，但他并不介意这种做法，只要能增强统治力，便加以采纳。然而，史书记载对于北魏典签的具体职能并没有详细描述。

随着北魏的分裂，东魏由高欢掌政，西魏则由宇文泰主导，两国均继续设立典签职位。东魏高欢任命段荣为定州刺史，并派遣赵起担任典签；西魏宇文泰则也安排典签官员，如任命赵昶为相府典签。北齐和北周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一制度。北齐时期，文宣帝高洋曾因其侄子毕消难涉嫌贪腐，而派遣御史张子階进行调查，并指示暂时取消毕消难的典签职务。北周时期，宇文护则任命王庆为典签，继续沿用典签制度。

北朝历代沿用典签制度，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对这一职位的重视，其职责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项：

首先，典签作为丞相或州刺史的助手，协助主官处理政务。宇文泰任命的相府典签赵昶、宇文护任命的典签王庆等都在政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毕消难案为例，典签张子階的介入使案件得以迅速解决，并且避免了嫌疑人的串供。这表明，典签不仅参与地方政务，还掌握了大量机密信息。

其次，典签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执行帝王的密旨，对主官进行监察。这与南朝的典签制度相似。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极其动荡，许多地方的主官既是得力的助手，也可能成为威胁皇权的潜在叛乱者。因此，帝王会特别宠信典签，利用他们进行监视与控制，防止主官的权力膨胀。

第三，典签具有监察地方政务的职责。除了监督主官，典签还有权参与并处理本州的政务。在东魏时期，典签高景略便揭发了晋州刺史祖珽等人的贪腐行为，这一行动不仅维护了地方政务的清明，也显示了典签的权力。

最后，典签还承担了外交使命。部分典签在执行政务之余，还会作为外交使者出使外国。例如，燕子献在担任典签期间曾负责出使茹茹，体现了典签的多重职能。

与南朝典签相比，北朝典签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北朝的典签很多在担任该职务前已有丰富的政治或军事经验，且许多人已经是位高权重的官员。比如，西魏的赵昶在成为典签之前就深得高千敬重，参与了多个重要职务。其次，北朝典签除了监督、监察职能外，还拥有一定的处置权，能够在地方事务中直接作出决策。东魏的典签高景略就曾处理过涉及地方政务的案件。

然而，北朝的典签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许多典签本身就来自显赫家庭或有过战功，且与主官保持紧密关系，往往容易与地方势力勾结，产生腐败行为。例如，东魏的典签陆子先和祖珽联手贪污粮食，这种现象表明，某些典签职务虽然是为了监督，但实际上他们与地方主官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腐化现象严重。

因此，北朝统治者在重用典签的同时，也采取了预防和制约措施，以防止典签过度膨胀权力。比如，北齐曾经严格禁止刺史任命本州典签到重要部门，违者将严惩。这表明，典签制度在维护帝王专权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总体来看，北朝典签制度的沿袭，显示了当时中央集权的强化，但也揭示了其潜在的腐败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朝帝王逐步总结经验，采取措施以控制这一制度的滥用，从而对后世的监察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