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阳的一片农田中，一名农民在耕作时意外地挖掘出了一块唐代的青石墓志。作为唐朝和武周王朝的东都，洛阳出土唐代文物和古墓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这次出土的墓志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墓志的标题十分特别，不像常见的墓志那样放在首行，而是放在了末行，内容为《大唐故光禄大夫行太常卿使持节熊津都督带方郡王扶余君墓志》。

其中，“光禄大夫”和“太常卿”是汉朝沿用下来的传统官职，然而“熊津都督”这一官职却格外引人注目。熊津并非位于中国境内，而是在今天韩国的忠清南道（位于朝鲜半岛的西南部）。这也使得墓主人的身份变得格外特殊。

那么，这位墓主到底是谁呢？从墓志中，我们可以提取出一些关键信息：

“公讳隆，字隆，百济辰朝人也……祖璋，百济国王……父义慈……显庆之始，王师有征。公远鉴天人，深知逆顺……而马韩余烬，狼心不悛……以公为熊津都督，封百济郡公……翦灭奸匈……寻奉明诏，修好新罗……春秋六十有八，薨于私第……以永淳元年岁次壬午十二月庚寅朔廿四日癸酉葬于北芒清善里礼也。”

墓主名为扶余隆，是百济第三十一代国王扶余义慈的王子。百济是古代朝鲜的一个王国，起源于三韩之一的马韩，因此，扶余隆可以被视为正统的韩国王子。

根据史书记载，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三月，百济在唐朝的劝说下依然联合高句丽攻打新罗，唐高宗于是派遣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领十万水陆大军讨伐百济。同年七月，百济灭亡，国王及将领和亲族等1万余人被俘押送至长安。唐朝将百济的故土划分为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以及带方州六个行政区域。

扶余隆在历史记载中并未有太多的记载，他的事迹散见于《新唐书》和《旧唐书》的高宗本纪中，因此墓志的内容为我们补充了关于扶余隆的一部分历史。史料显示，在唐军主力撤退后，“马韩余烬”曾向日本的齐明天皇寻求帮助，于是唐朝便决定派遣大军援助新罗，同时还任命扶余隆为平叛军的副帅。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在赴长安后不久去世，而太子扶余隆显然成为了百济唯一合法的继承人。

唐高宗的这一决定，实为一招釜底抽薪。扶余丰在倭国的支持下，试图争夺百济王位，但扶余隆的到来改变了局势。反叛势力迅速崩溃，许多百济的旧将，如黑齿常之和沙吒相如等人也纷纷投降唐朝。白江口一战，日本军队惨败，唐朝成功实现了“翦灭奸匈”的战略目标。

战事缓和后，唐高宗以“陪觐东岳”为名召回扶余隆，而扶余隆此时担任熊津都督，掌控百济故地的军政大权。面对日益复杂的局势，扶余隆以“留居半岛必被新罗戕害”为由返回唐朝，展现了他对唐朝的忠诚。

扶余隆墓志中关于他的生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唐朝如何在东北亚区域进行布局和战略部署。唐朝通过设立五都督府，成功实施了南北夹击高句丽的战略计划，最终实现了隋炀帝和唐太宗多年来的愿望，平定了高句丽。

此外，墓志的出土也纠正了韩国史书中的一些错误。根据韩国史书《三国史记》及一些现代学者的观点，百济的太子应是扶余孝，而非扶余隆，他们认为扶余隆逃亡到了高句丽，并未返回唐朝。然而，墓志明确表明，扶余隆的身份是正统的太子，并且他并没有逃亡高句丽，而是始终忠诚于唐朝。扶余隆在68岁时去世，并安葬在北芒，墓志进一步证明了他对唐朝的忠诚。

百济王族的后代们也保持着对唐朝的忠诚。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扶余隆的后代之一，名为扶余准的将领在出使吐蕃时被囚禁长达30年，但始终没有接受吐蕃的招降。这一事迹与汉代苏武被匈奴扣留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展现了扶余隆家族的忠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