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朝代,我们中国人对于第一和最后的定义都是有着十分鲜明的态度。最开始的封建朝代当然是秦朝,而秦朝在人们心中的面目也是一变再变。像一开始变法初期的威威大秦到秦始皇时代的暴秦,汉朝以后的政治家对于秦朝的评价都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采用汉朝儒生的看法将秦朝批驳的一无是处。一个极端就是一些明白人将秦朝推崇备至,明面上面都是实行的儒家之中的人才培养方法,但内地里面还是秦朝法家,墨家的那一套。
对于清朝的看法则是一边倒,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对于清朝的看法都是十分恶劣的。认为清朝是耽误了中国历史社会进步的一个朝代。认为清朝对于中国服饰的改变和文化典籍这些事情都有很大的损害。就像清朝的头发在初期的时候是典型的金钱鼠尾让人觉得是一种蛮夷的行为。根本就不符合汉人的束发和汉服的传统,从五千年之前的黄帝时代风俗就这样被破坏掉了,再加上1840年以后那丑陋的战败历史和清朝皇帝对内的残酷镇压实在是让人作呕。
啥也不是的金钱鼠尾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常态。就像现在社会学家所说的如果将中国境内的游戏和娱乐项目都取消的话。那中国人的孩子会专心的学习和读书吗?
答案肯定是不会,因为在没有娱乐项目的清朝时期,那些八旗子弟依旧靠着祖先积累下来的功德领取着每个月的钱粮,在他们一家人都快吃不饱饭的时候还要给自己的鸟儿卖水和精食。他们玩鸟从十几岁玩到去世,有的满人去世的时候还下令让鸟儿和笼子给自己陪葬,有的时候一只高贵的鸟甚至能够卖到几百两银子,几百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就是几百家穷人一年的口粮,娱乐项目和人类对于娱乐美丽的追求从来的没有少过。
从原始社会的晚期开始中国中夏境内的人类就开始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蓄发过程,后来用绳子将自己的头发捆起来,再然后就是自然的形成了那种束发的形式,儿童的时候自然是没有那么多的头发可以用作束发的,所以中国古人十分聪明,将束发的年纪规定到20岁成人之后。那个时候到了生理期可以有足够的头发,头发是人性的一种象征,束发代表着一个人从儿童走向了成人。要学会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
这一切到从夏朝,商朝,周朝,秦朝,汉朝,魏晋,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就算是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元朝,再加上明朝,汉人的发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可这一切到了清朝就像是变了味,清朝的顺治皇帝和他父亲皇太极非要强行推行他们少数人的习俗,将整个头都剃个精光,然后在脑后留一小撮辫子。
在汉人看起来简直就是蛮夷的行为,忘却了祖宗的发式记忆,所以当时很多人为了保住发式都选择了做道士,或者殉国,长江以南的汉人尸体堆积成山,所以明末清初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啥也不是的长袍马褂
每年春节我们去祭祀祖先的时候,总有一些擅长讲古的老人会说起小时候看到的一些往事。他们会说这地底下埋葬的祖先是清朝那个皇帝时候的人,那个时候的祖先辈们穿戴的都还是长袍和马褂,而到我们湘西现在都还流行着这种长袍马褂材料所制作的衣物。像每家女儿出嫁的时候才会舍得用这种珍贵的材料为女儿织一床缎子铺盖。但就是这一百年以前的清朝服饰却让后人诟病了许多年。
长袍马褂是满族人典型的衣服,女人则是旗装,到近代之后演变成为了风姿绰约的旗袍才稍微挽回了一点名声。清朝以前的中国人穿戴都是汉服。但汉服这个概念又是近代才出现的,汉服更多在以前的时候是一种地方服饰,比如汉中地带平民所穿戴的服饰。
在汉高祖刘邦的起居录之中就记载刘邦的几个妃子之中有一人穿汉服,三人穿楚服,所以从汉朝以前的夏朝,商朝,周朝,秦朝这个时代人所穿的服饰应该叫做华服。之后才变名为汉服。其实都是华服的一种历史传变。没有多大本质上改变。所以汉服被统治者接受被看成是学习汉文化的一个典型,和汉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长袍马褂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或许还有一种怀旧感,但在明朝百姓的眼中简直就是侮辱他们,因为汉服是祖祖辈辈穿戴所形成的一种习惯,真的要强行改变这种习惯受到的后果那就更百姓和地方朝廷的对抗。
所以明朝百姓才会为了保住自己的服饰和发式重新在东南造反,本来已经安定下来的局面就是因为清朝顺治皇帝的这两个政策毁掉了所有,而且在观赏价值上面,长袍马褂很容易拖拉在地,既不像汉人贵族之中的仙气飘飘和大气磅礴,也不像普通百姓短打做农活那么方便。
啥也不是的平民生活
相比较服饰和发式改变更加重要的是民生是否发生了改变。明朝的灭亡是有着很多原因的。简单点来说有东林党和阉党的内斗,还有东南地主隐瞒田产,收入影响了明朝东南地方的税收,以至于偌大的一个江南收取盐税竟然只有两百万两白银?
还有就是关中陕西一带的旱灾连年让平民都活不下去了。所谓的明朝后期小冰河时代就是这样,天灾人祸亡了最后的大明,百姓的生活可以说是到了极点,根本活不下去了。
但清朝建立之后这些得到改变了吗?如果拿清朝的康乾盛世与明朝末年的乱世来比较的话,那的确是有改变,可如果拿清朝的盛世平民生活和明朝盛世平民生活进行比较的话,那就是侮辱了盛世这个词语。
从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传教士和清朝康熙雍正两代皇帝时期外国传教士在华的记录进行对比就可以最客观公正的看出两个朝代的百姓生活对比,在明朝葡萄牙传教士的中国札记之中记载着明朝的百姓皮肤白皙,人人朝气蓬勃,精神满满,都充满了向上之气,以至于利玛窦都将中国人认为是和西方人一样的白种人,他所看见的明朝街道宽敞整齐,路上的行人有序没有争端,这就是万历皇帝统治之下的中兴末年。
康熙时代的传教士汤若望的记载之中像他居住的北京城之中,街道虽然算十分宽大,但路上的行人都是面黄肌瘦的,人们一天的食物只能勉强维持不饿死。这还是因为引进了玉米,土豆,红薯这些高产农作物之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眼睛无神,整个人都是麻木的,对未来依旧没有了什么期望,整个官僚之间靠着孝敬上级升官,然后一层层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康熙盛世的北京城大街上面到处都是随地大小便的人,街上臭气熏天,只有遇到大官和贵族出街巡视的时候才会稍微清理,这就是清朝的盛世?丑化后的金钱鼠尾,丑化后的长袍马褂,高产农作物后堆积的虚假清朝盛世啥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