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秋天，一支独特的红军部队在江西苏区的土地上诞生，它就是后来的“战略骑兵”——红九军团。红九军团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史诗中，书写了独具一格的篇章：它是唯一一支同时参与红一、红四、红二三个方面军作战的部队。从湘江的血战到四渡赤水，再到懋功会师与甘孜的转战，这支由罗炳辉将军率领的军团，既曾是开路先锋，也曾担当后卫掩护，还曾孤军奋战，以“诱饵”之姿激烈斗争。纵观这段传奇历程，红九军团不仅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而且在张国焘分裂危机中坚守革命立场，最终跟随党中央胜利抵达陕北。

1933年，中国革命正处于关键时刻，国民党反动派正集结重兵，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在如此严峻的背景下，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组建一支新的作战部队。10月28日，红九军团在江西苏区的一个小山村里宣告成立。这个部队由红军第三师、第十四师和独立第一、第二团组成，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久经沙场的罗炳辉将军。

红九军团的领导班子非常强大，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张翼以及政治部主任李涛组成的团队，为红九军团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支新军团很快投入了激烈的反“围剿”战斗，但由于当时军队内的“左”倾教条主义指挥方法，部队在初期遭遇了巨大损失。红九军团的番号一度被撤销，几经恢复与撤销之间的波动，但指战员们在艰苦的困境中没有屈服，他们总结经验，逐步摸索出适合自己的作战模式。

1934年底，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这时，红九军团在罗炳辉的带领下，开始肩负起了作为“战略骑兵”的独特使命。部队在行军过程中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时而担任先锋，时而负责断后掩护。在战略转移中，他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逐渐赢得了“两条腿的战略骑兵”这一美誉。

到了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时期，中革军委根据战场的需要，决定将红九军团缩编为三个团。尽管这次改编看似削弱了实力，实际上却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机动性，战斗力不减反增。红九军团迅速成长为中央红军中的一支劲旅，军团长罗炳辉带领部队，不断突破艰难险阻，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春天，红九军团接受了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根据战场形势，中央军委决定他们担任红一方面军的先锋部队，为主力开辟进军通道。罗炳辉立即带领部队向川滇黔接合部进军，这片地形复杂的区域给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红九军团采取了分散突进的战术，各团保持密切配合，不仅要探明敌情，还要为主力部队选择最佳进军路线。

在贵州境内，红九军团遭遇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面对强敌，红九军团依靠灵活机动的战术，有时通过佯攻吸引敌人注意，有时夜间发起突袭，打乱敌军部署。四渡赤水期间，他们执行诱敌任务，故意暴露行踪，吸引敌人主力追击，为主力部队渡过赤水河赢得了宝贵时间。

1935年5月，红九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云南成功会师，这次会师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标志着红军力量的壮大。会师后，红九军团临时归属红四方面军建制，继续发挥“战略骑兵”的作用，为红军在川西高原的行动提供支援。在大渡河战役中，红九军团再次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突破敌人的封锁，并在行军途中承担着侦察和通信任务，为红军各部队的协同作战发挥了关键作用。

随着与红二方面军的会师，红九军团再次担任先遣队，跨越雪山草地，克服高原反应和恶劣天气的考验，为红军探路。1935年夏末，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阴谋开始浮出水面。此时，红九军团正面临严峻的政治考验。在甘孜地区，张国焘宣布另立“中央”，企图分裂红军。在这种情况下，红九军团坚决表态，支持党中央，并通过组织政治学习，强化队伍的思想建设，统一战士们的认识，坚定了他们的立场。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红九军团没有动摇，他们通过多次秘密联络，最终成功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带领部队重新回归党中央的怀抱。1935年10月，红九军团开始向北进军，穿越敌占区，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成功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展现了他们顽强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亲自接见了红九军团的领导层，并高度赞扬了他们在长征中的卓越表现。党中央决定保留红九军团的番号，这是对他们在长征途中的特殊贡献的高度肯定。红九军团在陕北后，投身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成为了革命根据地的坚强支柱。

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红九军团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他们参与了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并在日后的战斗中继续发扬革命传统。然而，命运的无常再次降临。1937年8月，军团长罗炳辉在执行任务时不幸遭遇飞机失事，英勇牺牲。虽然失去了罗炳辉这一杰出的指挥员，红九军团依然继续前行，继承了他未完成的事业。

抗战爆发后，红九军团被改编为八路军，他们的战斗精神和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传承和发扬。无论是转入新的部队，担任地方工作，还是继续战斗在抗日前线，每一位红九军团的战士，都永远铭记着自己曾经为红九军团贡献过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