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8年起，在康生的指挥下，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滕海清开始了大规模的“深挖内人党”运动。这场运动导致全区的工农业生产几近停滞，民众的生活陷入极大困境。在此情况下，中央政府决定对内蒙古实施军事管制。军管由63军负责，巴盟和包头地区成为首批接受管制的地方。为此，63军成立了巴盟“前指”，最初由63军副政委田荫东担任负责人。直到1970年，田荫东被调回部队，巴盟“前指”迎来了新的领导者——余洪信，他当时是63军的副军长。

余洪信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的经历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呢？让我们一探究竟。

1925年，余洪信出生于河北省武强县孙庄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彼时的中国大地战乱不断，百姓困苦不堪，许多人为了生存纷纷投身革命，余洪信便是其中之一。据说，余洪信从小便身材高大、体格强健，具备出众的运动能力，能轻松攀爬墙壁，这些素质使得他在投身革命后成为了侦察兵。在革命过程中，他屡次立下战功，参与了解放石家庄的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余洪信留在了部队，先后担任了187师559团团长、187师副师长、参谋长等职务，迅速晋升。到了1966年，他升任为187师师长。

1969年11月，44岁的余洪信被任命为63军副军长。1970年3月，63军接到命令，前往内蒙古执行为期五个月的战备支边任务。当时中苏关系恶化，战争气氛愈加紧张，军委决定由余洪信接替田荫东，成为巴盟“前指”的负责人，并担任张家口一带的北方边界总指挥。然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余洪信犯下了严重错误。

余洪信具有显著的“军阀作风”，脾气暴躁且缺乏理智。记得有一次，余洪信在百货商店看到一只手表，二话不说便戴在手腕上，径直离去，第二天才派警卫员把钱送去。又有一次，石家庄代表团到巴盟慰问解放军，临河县未能按时组织好欢迎仪式，余洪信大为恼火，愤怒地责骂了当地革委会主任和武装部政委张兴旺。还有一次，余洪信到五原县复兴公社视察时，发现办公室里几名工作人员正在打扑克，便立刻下令将他们捆绑并押进县大牢，全县上下为之一震。

除了在工作中的暴躁作风，余洪信在个人生活作风上也存在诸多问题。据说他多次对女性实施暴力行为，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件时有发生，而百姓对此敢怒不敢言。1972年5月，中央军委下令撤销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及其办事机构，除了“三结合”工作人员外，其他军管干部全部返回部队。于是，余洪信被调回了部队。

余洪信刚刚离开巴盟，民众便将其种种恶行举报给总理，随即，63军党委召开多次常委会，讨论如何处理余洪信的问题。最终，63军党委决定撤销他的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然而，北京军区的回复却让处理意见被退回，纪登奎表示：“此人错误严重，检讨不深刻。”63军的领导再次找余洪信谈话，要求他深刻反省，结果余洪信的态度仍未改进。

1972年5月17日，余洪信得知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正光将到访军部，认为此行与自己问题有关，心生焦虑。夜晚，当余洪信察觉妻子已入睡，他悄悄溜出家门，进入手枪班，擅自取走两支挂在墙上的手枪。拿到枪后，余洪信径直前往63军军长阎同茂家，但敲门后无人回应，他又转至63军政委曹步墀家。曹步墀妻子邢玉荣回应了敲门声，余洪信竟然当场开枪，朝窗户连开九枪，邢玉荣当场死亡。曹步墀正躺在床上听见枪响，紧急钻到床底才躲过一劫。余洪信随后转身离开，刚好碰上副政委杨兆魁，二话不说，他朝杨兆魁开了两枪，杨兆魁当场倒地。

令人大吃一惊的是，余洪信竟然成功逃脱了部队大院的严密守卫。事件发生后，北京军区立即上报给总政治部，公安部随后发出全国通缉令。63军全力搜索余洪信的行踪，甚至加派边境巡逻力量，但始终未能发现其踪迹。直到一个月后，太原铁路局的工人在山西榆次南郊麦田里发现了余洪信的尸体。经确认，死者正是余洪信，尸旁有两支手枪。

1972年11月8日，63军党委做出决定，将余洪信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与军籍。此外，63军党委还前往余洪信两个孩子所在的部队，决定将他们复员。但相关单位表示：“孩子们表现优秀，应该由他们所在单位自行处理，不要牵连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