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战斗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充分的记载，尽管其规模较为有限，但它对整个战争的进程和后续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四平撤守引发的崩盘

1946年5月19日，第二次四平战役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进入了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毛主席下令要求东联坚守四平，并明确表示四平是战略性要地，不容有失。然而，东总司令员在最初并未认同这一战略，认为四平的死守会拖延更多的时间和资源，进而成为一场消耗战。经过一番周旋与争论，中央始终坚持，四平无论如何都要坚守，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区域的控制，更影响到即将展开的和平谈判。

当时，和平谈判正处于紧张的关键时刻，各方势力正在试图通过实际控制的地域来争取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尽管四平并非我军最擅长的防守地，但它地处吉林以北，是通往整个东北的战略枢纽。因此，中央毫不动摇地要求坚守四平，即便这意味着将东联军的力量束缚在有限的防线之中。

然而，实际情况远比预期的更加复杂。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东联军未能有效遏制住国军的进攻，反而面临着国军持续加强兵力的压力。特别是在战局持续恶化之际，原本应当承担重任的猛将陈光，却未能完全发挥出他应有的指挥才能。当时，陈光担任东满军区的副司令兼参谋长，协助周保中指挥作战。这个职位虽然看似顺理成章，但对于陈光来说，这种安排似乎有些低估了他的军事才能。周保中虽然是抗联老战士的代表人物，但在此时复杂的战局下，陈光更适合担任主导角色。早在1943年，陈光在延安的军事训练中便已显露才华，1945年末，中央决定将他派往东北，显然是准备让他肩负更大责任，但不幸的是，他却被安排到了一个相对较为次要的职务。如果他能与罗荣桓并肩作战，或许局面将会有所不同。

随着四平撤守，东联军的防线迅速开始崩溃。东总司令部虽然命令继续依托公主岭、长春等大中城市进行梯次防御，林总也做了相应部署，但防线的崩溃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东联的各部队在战斗中损失惨重，许多团甚至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兵力，无法持续支撑高强度的作战。一些部队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溃散，特别是一个炮兵直属队，因未接到撤退命令，被国民党机械化部队围困，最终全军覆没。其次，东联军防线的崩溃，还与王继芳的叛变密切相关。作为东总司令部的作战科长，王继芳掌握着重要的军事机密，他的叛变为东联军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带着大量的机密文件投降国民党，直接导致了东联军面临的灾难。杜聿明凭借王继芳提供的情报，迅速策划并实施了追击行动，国民党军队在得知东联防线虚弱后，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二、我乱敌亦乱

王继芳的叛变无疑加速了东联军的困境，但国民党方面的形势同样并不乐观。蒋介石亲自前往东北，视察四平并主持各项军政工作。然而，蒋的到来并没有完全帮助国民党解决问题，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难题。海城184师的起义使得国民党南线的力量被严重牵制，杜聿明不得不派遣新一军进行支援。但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指挥失误，支援力量迟迟未能到位，东联军因此获得了一些喘息的机会。

尽管蒋介石亲自督战，极大提升了国民党军的士气，然而他过于急功近利的指挥风格和对杜聿明的过度期望，导致了战场上的指挥混乱。蒋介石虽然亲临前线，激励士气，但他未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军队中的内部分歧和指挥问题，这让国民党军的进攻陷入了僵局。

三、陈光式逆转

就在东联军陷入困境之际，陈光以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带领东满军区的部队展开了反击。拉法和新站的战斗成为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作为东满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陈光深知拉法和新站这两个地区对于东满与北满的联系至关重要。如果这些要地被敌军占领，将会大大削弱我军的战斗力和战略优势。

陈光指挥东联一师和二师的部队，选择在敌军防守相对薄弱的拉法村发起攻击。经过了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东联军成功占领了拉法，随后又迅速转向新站展开进攻。尽管国民党在新站的防守异常顽强，陈光并未急于进攻，而是巧妙地调整战术，最终突破了敌军的防线。

通过这场反击，陈光不仅展现了他作为指挥官的非凡智慧，也极大提升了东联军的士气。在拉法和新站的胜利后，东联军成功遏制了国民党的进攻，保证了拉滨线的畅通，战局的走向逐渐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