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三国到隋唐这七百年的风风雨雨,虽然朝代更迭频繁,帝王轮番上阵,然而真正长期占据权力顶层的,却不是谁当了皇帝,而是那些坐稳朝堂的士族。
这些士族家族盘桓政坛,影响力几乎贯穿魏晋到唐朝,政局如何动荡,士族始终不倒。
数据显示,从西晋开始,出身士族的朝廷官员基本都在半数以上,巅峰期甚至达到了八成。
比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等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几百年都红红火火,无论王朝怎么兴衰更替,他们照样贵气逼人。
这些士族可不只是靠老牌子混日子,他们守着大片土地,家里人口众多,还掌握着自己的部众和护卫兵。
讲白了,他们就像地方的土霸王,家族之间相互联姻,地盘越做越大,当地人对他们极为尊敬。
任何一个新王朝,只要不想被掀翻,都得重视这些势力。
如果打不过士族,只能主动拉拢合作,把他们吸收进统治架构里,这样才能扩宽自己的社会基础,政权才能站得住脚。
对于士族来说,进入中央政坛既保住了利益,还能让家族地位水涨船高,加官进爵,谁又不想呢?这种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顺水推舟。
士族的发家,最早能追溯到东汉,真正崛起则在三国。
那个时代,无论是曹魏、蜀汉还是东吴,都在利用士族的实力稳定政权。
等到西晋统一,士族的权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这背后不得不提西晋跟曹魏学来的九品中正制选官方式。
最初,选拔官员还要兼顾德才和出身,但到了西晋时期,背景血统压倒一切。
高层官职基本都被士族世袭霸占,中下层才有低门槛,结果变成了上层无寒门,下层无士族。
历史学者毛汉光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里,通过官方史书数据,统计了东汉末至唐代灭亡间的官员家世,发现从西晋起,士族出身的朝官在执政阶层已是半壁江山,以后不论哪个朝代都没有掉出50%以下。
等到西晋垮台,北方士族大批南迁,跟江东本地大族共同扶持琅琊王司马睿南建东晋。
东晋年间,士族的力量发展到巅峰,真正形成门阀政治,皇权旗鼓相当。
那时,士族掌控的高级官员占比达到了惊人的80.8%,皇帝身边都是这些势力均衡的家族代表,皇帝本身反而像被包裹起来。
与此同时,北方十六国战乱频发,政权更迭混乱,多数由胡人执政。
在北方没迁走的士族,不太参与政权,而是自建坞堡自保,缺乏对国家大事的影响,所以各政权长期混乱无序。
等到了南北朝,南朝第一任皇帝刘裕开始大刀阔斧地削弱士族,想把权力抓在手里。
他宠信寒门骨干,把宗室外放任封疆,士族军权被收回。
这个策略随后几任南朝帝王全面继承,导致士族多转作文职,大多只能在政务而不是军权上出头。
数据也印证了这个变迁:宋初时士族占官员72.2%,到陈朝末只剩56.6%。
当然,士族衰落也和侯景之乱这样的打击脱不开关系,但本质还是政策的连续压制。
然而有一点需要澄清,士族的地位虽被削弱,但寒门真正掌权的情况并未出现。
士族、小姓、寒素三足鼎立中,士族还是占大头,从来没有掉出统治集团半数以下,只是没以前那么一统天下罢了。
虽然南朝拼命打压,但士族累积下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地盘,不是短时间内能彻底翻篇的,所以实际操作中,朝廷还是离不开他们,需要依靠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力。
而另一边北朝,北魏初期士族官员才刚刚三成出头,431年和439年统一北方后,太武帝大量招揽中原士族,连自家的鲜卑部落都逐渐学汉姓、建家族,士族比例很快到六成多。
等到孝文帝大搞汉化,士族成分水涨船高,官员中士族的比例最高时逼近80%。
等到了北魏末年,朝局极度混乱,尔朱荣一次河阴政变砍下两千多高官头颅,士族遭受重大打击。
在不断的分裂与内斗后,北魏被东魏、西魏瓜分,之后又换成北齐、北周对峙。
战争和动荡让普通百姓和寒门抬头,东魏、北齐士族官员比例掉到58.8%,西魏、北周还算坚挺有69.4%。
西魏之所以士族官员多,一大原因是权臣宇文泰推行府兵制,打造了庞大的关陇士族集团,这时胡汉士族都进了权力中心。
可以说,这个时期南北的士族都无法恢复昔日盛况,但依然是不可撼动的主导力量。
毛汉光还专门对两晋南北朝文官高层的家世做过专项统计,比如重臣如司徒、尚书令等,基本上士族家族出身更占优,为他们强大地位再次做了佐证。
隋朝统一南北,继承了北周体系,官员中士族比例和北周没啥区别,当时士族占比高达67%。
到唐朝建国,这种家族式把持没断,高祖、太宗时期、甚至到高宗和武则天初期,士族官员比重都在六成上下。
尤其以北方大家族——关陇士族、山东士族——最为强盛,这也跟统一大业是北方政权主导有紧密关系。
早期士族还是主角,唐高宗、武则天想打压士族巩固权力,科举取士、新官举荐等等搞法轮番上阵,表面看起来是扩大了途径,实际上通过新途径入局的还是士族子弟,只不过慢慢有一部分唐代新士族崭露头角,开始取代魏晋旧家族。
毛汉光在家族统计里能看出,武则天年代士族占官员63%,老牌魏晋士族比例降了10%,新崛起的唐代士族比例有明显提升。
这种变化其实是家族内部洗牌,旧势力让位于新势力,士族整体统治地位依旧稳如泰山。
纵然士族在慢慢走下坡路,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被拍在历史沙滩,社会运作大框架依然掌握在家族手里。
再看一组数据,唐朝历代宰相共366位,最顶级的十八大家族出了187名,占了一半强,要是再算上一些次一级的士族,这个比例还要更高。
从头到尾,朝堂重要官职里至少有半数以上是士族,这一格局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乱以后才出现明显下降。
有人也许会纳闷,隋唐九品中正早就废掉了,科举不是主流了吗?为啥士族出镜率这么高?关键是唐朝吏选并不全靠科举,还有推荐、荫补、出身等多元渠道。
就算只算科举,士族子弟资源说到底比老百姓多,教育、人脉全是优势——大家起跑线似乎一样,其实压根没法比。
现实中,真正考中科举的最多还是士族人。
数据显示,唐代通过科举入仕的人,士族子弟占69%。
虽说科举确实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寒家庭的社会上升机会,比魏晋时期光靠门第终归算是进步了,但制度变革得有配套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落地。
单纯换个考试机制,士族家族一样用尽办法把自身利益嵌进体制。
所以毛汉光强调,历史上有实力的集团,无论在经济政界文化,都善于凭借自身优势,玩转制度漏洞捞到实际好处。
那么士族怎么在唐末五代动荡中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直接刺激当然是五代十国频繁的乱世,士族在兵火与腥风血雨中几乎被消灭殆尽。
但细究起来,魏晋南北朝士族历经多次战乱也没有集体灭亡,为啥这次却彻底落幕?根本原因在于自隋唐以来,中央权力急剧集中,加上科举制度、军事和行政权都捏在朝廷手里,士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中央失势、地方东山再起。
魏晋南北朝时,士族既是地方顶级人物也能兼营中央官员,居无定所,地方势力强大,就算朝廷变天,也能靠老家势力自保。
而隋唐变聪明了,把荐举和任官权收归中央,哪怕地方州郡主官都要中央审核。
这样,想出人头地,必须常驻京师,逐渐脱离老家和祖籍,转型成单纯的官僚阶层,与地方社会越发疏离。
有才能的都往京城扎堆,考试、做官、攀关系全绕不开朝廷,长此以往,这些家族大多只剩官僚气,没有根基,难以抵抗政局重大动荡。
唐代科举连试卷都不匿名,本地人哪有身份、名气、机会比得上京师那些权贵家庭?士族的子弟几代人留在京中,分支繁杂,血亲关系日渐稀薄,与地方地缘彻底脱节。
到唐末时,士族已经彻底失去之前作为社会势力的底蕴,只变成朝廷行政机器中的零件。
一旦两京遭兵灾,士族成群被杀,几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等到北宋成立后,中央权力更加强化,科举也变得更加规范透明,这些昔日权贵家族再也无法死灰复燃,士族作为一个政治统治阶层,这才正式走下了中国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