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按通常的理解，是负责一个部门的最高长官。然而，清代的满汉双轨制度让我们对这一职务有了不同的认知。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满尚书是该部门的实际掌管者，而满汉左右侍郎则位居从属地位。然而，文献中并没有明确区分满汉与尚书、侍郎，这些官职统一被称为“堂官”。因此，满汉两尚书以及满汉四侍郎合称“六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尚书与侍郎的地位基本平等，并非一种严格的上下级关系。

清代的六部最早是由皇太极时期设立的。那时，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往往由宗室亲王和郡王担任，其地位和权力远超尚书和侍郎。随着大清入关，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期间，六部的领导也偶有由亲王和郡王担任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而且，六部中很少有亲王或郡王负责刑部。刑部的工作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如果没有高深的司法知识，任何人都很难胜任这项工作。

自雍正以来，六部的管理职能逐渐交给大学士，后者通常兼管部务，并被称为“管部大臣”。事实上，大学士担任部务工作已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原本每个部有六位堂官，加上大学士之后，每个部实际上有七位堂官。按照正常的程序，凡是大学士担任部务的，便是该部的最高长官，实际的掌管者；若没有大学士负责部务，则由掌印尚书担任当家角色。

当然，掌印尚书并不一定是满尚书。许多情况下，满尚书入部时间较短，缺乏足够的行政经验，这时，汉尚书往往会成为实际的掌管者。六部中，刑部的情况尤其特殊。由于刑部的工作性质非常专业，很多时候，满汉尚书并不具备足够的司法知识，在处理重要刑事案件时常常拿不定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久经刑部的侍郎通常更有发言权和决策权。

在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六部的堂官往往是资历较老、地位较高的尚书担任当家，尤其是满尚书担任这一职务的比例较高。然而，刑部从乾隆朝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刑部的堂官是否能当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堂官的法律素养和在部工作的经验。在刑部中，最不讲究的是等级和身份，衡量一位堂官是否能够掌管事务的唯一标准就是他是否熟悉法律、是否在秋审处等重要岗位上有过工作经验。即使是排在最后的汉右侍郎，只要业务能力足够强，也能在刑部当家。

与刑部不同，其他五部基本上遵循着正常的等级秩序。按照品级和职位的排列，满尚书排在最前，紧接着是汉尚书，再之后是满汉左右侍郎。这种排位反映了满汉在清代政治体系中的不同地位。

清代的六部，尚书与侍郎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两者地位平行，互不隶属，唯一的差别在于品级和位次。例如，道光十二年，刑部由大学士卢荫溥管部。满尚书为明山，汉尚书为戴敦元，满左侍郎为鄂顺安，汉左侍郎为史致俨，满右侍郎为恩特亨额，汉右侍郎为戴宗沅。这七位堂官的排名在一份公文中被清楚列出：大学士位居中央，满汉尚书位于左右，满汉侍郎分别排在次左右，符合清朝的等级制度。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按理说，左侍郎应排在右侍郎之前。然而在这份公文中，满右侍郎被排在了汉左侍郎之前。这一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清代始终奉行“崇满抑汉”的政策，满人无论何时都享有较汉人更高的政治地位。因此，排名的顺序更多是体现了政治地位的高低，而并非反映实际的权力分配。

清代六部的实际运作采取的是集体领导体制，无论是大学士、满汉尚书还是侍郎，他们都是各部门的长官，彼此之间并没有上下隶属关系，唯一的不同在于品级和排名。涉及重大事务或需向皇帝汇报工作时，所有堂官的签名、画稿才能生效，缺少任何一位都无法奏效。这种制度确保了决策的集体性和公平性，也促使了满汉之间的相互制约。

然而，实际工作中，由于每位堂官的资历、背景、能力及性格差异，往往会导致他们在具体事务中的权力表现有所不同。尤其是那些被皇帝临时调任到六部的官员，他们对部务并不熟悉，通常只是把六部作为一个跳板，等待被提拔到更高的位置，如军机大臣或大学士。这类官员实际上很少会成为部门的实际掌管者。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尚书与侍郎并没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但按照晋升机制，侍郎要想入阁成为大臣，必须先经历尚书的岗位。因此，尚书的政治地位在晋升体系中还是高于侍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