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人间百态

在抗战时期，国内存在两大主要航空公司：中航和央航。这两家公司都由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管理，且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到了1948年末，整体飞机数量已超过百架，然而其中大部分飞机都属于军用，承担着为国民党运输兵员、物资和撤退任务等重任。

然而，随着1948年年底国民党在战场上接连失败，蒋介石开始筹划撤退到台湾的各项事宜。在这个关键时刻，“中航”和“央航”掌握了国民党空中交通的命脉，蒋介石的忧虑也随之加重。他深知如果“两航”不能尽早迁至台湾，必定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军事和政治安排。因此，他希望这两家航空公司能尽快迁移。

然而，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两位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在经历多年心血的经营后，对这一决定充满了矛盾与不舍。毕竟，搬迁台湾不仅对他们的事业影响极大，而且台湾面积较小，山多平地少，航空运输的需求远远不如大陆，这无疑会使他们的航空公司规模大幅缩小。再者，蒋介石本人的手段和政治操作让他们感到压抑和不安，毕竟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工作的气氛并不和谐。

正当“两航”处于两难抉择时，李克农作为负责统战工作的官员，非常理解其处境，并提出争取两位航空公司总经理倒向共产党阵营的想法。1949年8月，李克农收到一封电报，详细说明了“两航”的现状与内部分歧。周恩来也对这一问题非常关注，并询问李克农的看法。李克农提出，如果能够保留刘敬宜和陈卓林的职位、薪资和公司结构，或许能够安抚他们，让他们更加放心，并有助于两家公司逐步倒向共产党。

周恩来赞同这个方案，并指示李克农负责协调各方事务，解决“两航”的问题。他明确表示：“没有强大的民航，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李克农接到指示后，立即安排爱国人士查夷平和曾任国民党飞行教员吕明前往香港，与刘敬宜和陈卓林进行深度沟通。

这场对话发生在香港，当时刘敬宜和陈卓林正匆忙应对局势。陈卓林本就对蒋介石深感不满，因此谈判进展顺利，且两位总经理也明确表示，愿意回归祖国。然而，正当气氛趋于缓和时，意外发生了——飞行员李福遇执行完任务后，竟然驾驶一架空机发动了单机起义。这原本是个积极的信号，但却让蒋介石产生了警觉。蒋介石迅速召见陈卓林，严厉训斥了他，并再次下令要求“两航”尽快迁往台湾。

这场政治风波令刘敬宜和陈卓林意识到，他们的每一步都受到蒋介石的监视和控制。为了寻求突破，刘敬宜和陈卓林决定坚决倒向共产党。这时，周恩来也通过渠道向他们送去了《中国航空全体员工起义宣言》，刘敬宜和陈卓林看到宣言后深受触动，最终决定签署并发动员工起义。

1949年11月9日，香港启德机场的夜空突如其来地亮起了十二架飞机的起飞信号，其中包括当时最豪华的客机——“空中行宫号”。为了掩人耳目，起义人员事先做了精心安排，特别是航班表上还故意列出了几位美籍飞行员的名字，并将机票照常出售。直到起义即将发生前，参与人员才通知乘客及美籍飞行员航班出现故障，无法准时起飞。到了晚上六点半，所有起义飞机顺利升空，起义人员在空中用电台向国民党宣布断绝关系，并号召在香港的其他“两航”人员回归祖国。

11月12日，毛主席致电起义的“两航”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并鼓励他们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做出贡献。三天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了起义的所有成员，表达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赞赏。毛泽东对这次策反工作深感满意，当他看到香港《工商时报》关于起义的报道时，他兴奋地对工作人员说道：“李克农工作做得真好！”

除了这十二架成功起义的飞机外，剩下的70多架飞机仍然滞留在香港。由于当时香港的控制权仍然在英国手中，周恩来宣布这些滞留飞机将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蒋介石得知“两航”起义后，十分愤怒，并企图将滞留在香港的飞机运往台湾。因此，两岸就这些飞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1949年12月12日，国民党方面通过不正当手段，将滞留在香港的“两航”资产转卖给美国商人陈纳德和魏劳尔，最终这些飞机落入美国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