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独秀相继抵达武汉后,国共两党便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汪精卫担任主席。起初,汪精卫似乎对团结国共两党颇有热情,试图通过联席会议来解决武汉内部的分歧,以此稳定反蒋的统一战线。然而,没过多久,他的言论便出现了变化,开始强调“工农运动的过火”,逐渐取代了“东征讨蒋”。
对于中共方面来说,他们确实希望通过联席会议来解决一些切实存在的问题。比如,当汪精卫批评工农运动过火时,中共希望能够明确界定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过火,什么算是不过火,并据此制定出具体的解决措施。然而,谈到这些细节时,汪精卫的态度却异常冷漠。他声称具体问题应当由相关机关出具规范,但这些所谓的相关机关从未提出过任何具体规定,这让人倍感失望。
逐渐地,人们意识到,汪精卫实际上只是个好高骏扬的空谈者,毫无能力和勇气承担领导责任。尤其在面对武汉政府所遭遇的真实困境时,他对反蒋的前景感到悲观,性格中那种软弱和圆滑的特质也暴露无遗。换句话说,他出任联席会议的主席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问题,更多的是通过反对工农运动的表态,向外界展示他向右转的政策倾向,以便为自己未来留一条后路。
在这方面,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也显得颇有书生气。他的态度和汪精卫的空谈者形象有几分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席会议渐渐沦为一种形式,会议内容往往只是汪精卫一味叙述工农运动“过火”的情况,随后陈独秀附和几句或进行轻描淡写的答辩,会议便草草结束,毫无实质进展。
“会议不中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正是国共联席会议后期的真实写照,这种状态令它不仅无法稳定局势,还在国共合作反蒋方面寸步难行。
正当反蒋行动几近停滞之际,武汉政府的敌人们却相继出了狠招。1927年4月28日,在北洋首领张作霖的主导下,以中共北方领军人物李大钊为首的二十名国共人士被杀害。据流传的一则说法,当时张作霖在考虑是否杀掉李大钊等人时,曾收到一位“南方某要人”的密电,倡导立即处决这些人。事后有媒体曝光,这位“南方某要人”其实正是蒋介石本人。
李大钊等人的遇害,不仅使国共两党失去了重要的精英,而且,对两党在北方的活动造成了极大的摧毁。同时,尽管宁汉两派在军事上暂未直接冲突,蒋介石并未放弃从内部颠覆武汉政府的阴险活动。
宁汉分立(1)连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