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档案原为清代内阁大库所藏，据罗振玉氏刊印的内阁大库档册（原书在玉简斋丛书内，总目下注“大库官抄本”，未详编定年月），库共编六号，礼乐射御四库所藏，全为档案。从时代上可分为三类：

清档：为清代入关以后的一切案卷，图册，碑记，试卷等。

盛京旧档：为后金天聪崇德间的文件，清初由盛京移来。

明档：为清初征集的天启崇祯朝的档案及旧存的实录、诰敕等。

档案之外，书字库所藏为各省府县旧志，赋役书，命书及朱批谕旨等。数字库所藏为明文渊阁旧藏诸书及清代乡试录，试卷，八旗通志等。

书、数两库书籍，现存北平图书馆。档案现除分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外，还有不少的散入私家了。

清代内阁在雍乾以前为国家庶政所自出之地，在雍乾以后犹为制诰典册之府，所存档案，都是当时构成史迹者自身的叙述。虽不免带些官家的夸张，究竟还是第一等的史料。

康乾以来迭兴的文字之狱，再申禁书之令，其惨酷直为前史所未闻，他们对于自己的实录，不惮一改，再改，对于明清之间的史料，不惮为大规模的焚毁。据兵部报告，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销毁次数计二十四回，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此项禁令至乾隆五十三年，尚严谕遵行。明清史料在这样禁令下所受的损失，简直是无从估计。但我们现在还得保存着这仅存的内阁档案，使那些已湮灭的，已涂饰的史迹，还得这些直接史料为之比勘，这真近代史上最可欣慰的事！

清宣统元年大库屋坏，移所藏于文华殿两庑。两庑地隘，不能尽容，那些不及迁移的，就听其露积库垣内，这虽没有什么大损，但也零乱得不堪了。那时张之洞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奏请以大库所藏书籍，设学部图书馆（今为北平图书馆），其余档案，阁议概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只这焚毁档案一事，可以想见清代阁僚知识的浅陋。而这许多贵重的史料，也几乎轻轻地被这四字断送了。那时罗振玉氏以学部参事被派赴内阁接收书籍，他因此看见库垣内文卷山积，都是奏准焚毁之物。据观堂集林库书楼记说，罗氏那时偶然在许多档案中抽出两束来，一管干贞督漕时奏折，一阿文成征金川时所奏，两者日月衔接，具有次第，都是近世史上最可宝贵的史料。他因此请于张氏奏罢焚毁之举，将所有档卷统归学部分藏两处，案卷之类置于国子监南学，试卷之类置于学部大堂后楼。于是这内阁档案，才得暂免于厄。

民国二年，教育部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国子监，五年移于午门端门，移南学及学部所藏的档案与试卷于端门门洞中。那时的历史博物馆经费既然短绌，主持又不得人，他们得了这巨量档案，实在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处置。他们仅将这档案中比较整齐的检出若干，堆积午门楼上，邓之诚氏古董琐记曾载此事说：

“胜朝内阁红本清厘时，贮麻袋凡口千余，移午门博物图书馆理之，司其事者部曹数十人，倾于地上，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者，余仍入麻袋，极可笑！”

这还是不整理的好，结果那些被屏弃的档案，又几乎断送在部曹的杖下！民国十年历史博物馆因为经费的积欠，就将这杖下较破碎的档案，装八千麻袋计十五万斤，以四千元的代价出售于同懋增纸店为重造纸料，我们想教育部设历史博物馆来贮存档案；顾名思义，总算很妥当的办法；不料数年之后，历史博物馆为四千元竟将这档案卖了！历史博物馆出卖档案，而且买主是重造纸料的纸店，这岂不是大笑话吗？

同懋增纸店买得档案之后，取去麻袋，另备芦席用机器溃水捆扎成包（后来我们接收时，仅八百多麻袋贺表，未曾改包），由火车分运定兴、唐山两处，同时也零星卖出不少。罗振玉氏此时也在平市看见洪承畴揭帖及高丽王贡物表，识为大库物，其友金梁氏并访得这些库档统为同懋增纸店所得，遂借罗氏往访，由罗氏以三倍之值将原物买回。前运定兴的现则运回北平，初堆置彰仪门货栈，继寄存商品陈列所大楼，再迁入善果寺余屋。前运唐山的，现则运回天津，罗氏以寓居天津之故，特辟库书楼藏之，于是这内阁档案，才得再免于厄。

罗振玉

罗氏两次保存内阁档案的伟绩，即这内阁档案已足纪念他了。不过这巨量档案的整理，传布，以及永久保存等等处置，终非私人之力所能胜任。罗氏当定县档案运平寄存商品陈列所大楼时，也曾延招十余人排日检视，计解散八十余包，以商部索还商品陈列所大楼而止。天津库书楼档案，罗氏也略略检理了一点，因就两处所得印为史料丛刊初编十册。（内太宗致朝鲜书招抚皮岛诸将谕帖及天聪朝臣工奏议乃沈阳故宫旧档，请见内藤氏读史丛录清朝开国期之史料附记及赵尔巽氏满洲老档秘录跋，）罗氏在这部书的序里，对于自家这样检理的办法，也很失望，他说。“以数月之力检理其千百之一二，沈乙庵尚书闻而欣然函问何时可毕事，予报书曰：‘检理之事，以近数月为比例，十夫之力约十年可竟。顾检查须旷宅，就理者须部置度置，均非建专馆不可。顾以前称贷既竭吾力，将何从突兀见此屋邪？即幸一二年间此屋告成，天假我年俾得竟清厘之事，典守，传布，又将于谁望之？私意此事竟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

罗氏这时或以财力的限制而中止其检理的工作，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说：“外人且重金求让”，罗氏或也不免要为所动。这时寓居天津的李盛锋氏闻知此事，急以一万六千元购于罗氏。李氏为国内有名的收藏家，所藏宋元以来珍本书籍及敦煌卷子极丰富，他对于这秘密的内阁档案自然要感到很深厚的兴趣。不过档案在李氏处为日颇浅，觅屋堆存已很困难，在天津的初由库书楼迁至某家大院，继又迁至谦信货栈，在北平的也由善果寺迁至遂安伯胡同、顶银胡同两处，数量既多，每迁一次，动须旬日。既迁之后，又只见档案充盈绝无片地可供整理之用。因此他除检视一两袋外，也就没有翻动了。虽然，这内阁档案当时未曾流出国外，李氏保存的功绩，也不可埋没的。

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于民国十七年，很想利用我们可逢着的直接史料（当时的遗物或记录），做点研究工作。其年十二月，由马衡氏之介绍，开始与李氏接洽购回事。旋议定以一万八千元为代价，盖即李氏原付价及其历年为此所出之房租等。现在公务虽仍为公物，但包扎，迁移，尘埋，湿烂，鼠啮，蛀蚀，种种损失不计外，在历史博物馆卖出时重十五万斤，及天津档案装车运平时，秤得约六万斤，在北平的数量大约也相差不远，即散佚之件，合计已损失两万余斤了。

至历史博物馆堆积午门上的较整齐的档案，也于民国十一年由教育部借与北京大学整理，计装运六十二箱，一千五百另二麻袋，现均整理上架，贮存研究所国学门。（计题本占室五间，报销册二间，杂件一简。）

（原载《明清史料》首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