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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刚刚继位的那一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面对这场席卷南中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咸丰帝几乎调动了一切可用的军事和政治手段进行镇压，但直到他去世，起义依然未能平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同治帝即位不过三年，这场长达十四年的内乱终于被彻底平定。

咸丰用了十一年未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同治帝以及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詝却能在短短三年内实现？深入分析便会发现，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犯下了三大致命失误，这些失误直接导致了战争的长期胶着和国家的动荡。

大清王朝由满洲贵族建立，政治体制长期奉行“首崇满洲、重满抑汉”的原则，满族在政权核心占据绝对优势。直到同治年间，这种惯例从未被根本改变过。尽管咸丰帝刚继位时曾郑重承诺“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从无分满汉”，但这句话更多是政治表态，实际上，尤其在军事领域，依旧是满族优先，汉人难以进入核心权力层。

咸丰元年，洪秀全在广西揭竿而起后，咸丰帝和军机大臣们依旧沿用传统模式，派遣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为总指挥，配合镶黄旗蒙古都统清德和镶白旗满洲副都统达洪阿等满族将领组成了庞大的军事指挥体系，整个军队构成鲜有汉人身影。

随着太平军力量逐渐壮大，咸丰帝进一步调动满族将领乌兰泰、讷尔经额、琦善等人前往前线支援。然而，此时的满族贵族及八旗军队已日益腐朽，他们养尊处优、暮气沉沉，这一状况早在乾隆年间便已显现，并在嘉庆、道光年间日趋严重。虽然咸丰帝心知肚明，但仍赌上大清江山试图依赖他们。

经过两年多的惨烈战争，八旗军队依旧没有取得实质性战果，反而被太平天国夺取天京，正式确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新政权。战火迅速蔓延到长江南北，大清王朝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边缘。

愤怒不已的咸丰帝将屡战屡败的赛尚阿等官员严惩不贷，有的被革职发遣，有的甚至被处以极刑。同时，包括咸丰帝本人在内的满族权贵终于认识到，单靠腐朽的八旗军已无法镇压这场叛乱。

太平天国爆发初期，咸丰帝便紧急抽调了超过一万三千名八旗精锐部队驰援前线。随后，朝廷又陆续调集各地兵力，至太平军占领天京后，调集的各省军队总数已超过十万，形成对天京的围堵态势。

咸丰帝一度乐观，以为胜利在望。他曾在与军机大臣召见时自信表示，钦差大臣向荣率领各路大军分兵两路，很快便能攻下天京。

然而，咸丰帝的乐观过早。洪秀全绝非等闲之辈。正当向荣部队紧围天京时，太平军东王杨秀清多次发动奇袭，进攻长江上游重要重镇，称为西征；同时派遣两万精锐广西老兵直指北京，发起北伐。

此时，咸丰帝手中可调配的兵力已所剩无几，大多数八旗和绿营精兵都被集中在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和琦善率领的江北大营，两大营的任务就是围攻天京，根本不能削弱兵力。

北方各省的军队本已准备支援两大营，但太平军的北伐行动打乱了原有部署，为了守护京师，咸丰帝只能放任长江中下游各省自生自灭。兵源紧缺和缺乏长远战略成为清廷处于被动的主要原因。

战争打的其实就是财政，咸丰帝继位时，国库银两仅存八百余万两，仅能维持两大营三个月开销。面对太平军强势，财政枯竭成为继承者的一大难题。

到了咸丰二年，军饷开支已达近三千万两，咸丰帝四处筹资、东挪西借，艰难支撑着战争的延续。之后如何筹集军饷已成迷茫，他采取铸大钱、发纸币、广开捐纳等多种方式，结果却是前线数十万将士常常吃不上饭，士气低落。

正如厘金发明者雷以諴所说：“有饷无兵尚可招募，有兵无饷更难支持。”军饷问题成为战争爆发三年后的最大瓶颈。

面对用人调兵和财政问题，咸丰帝始终未能找到有效解决之道。恰逢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接连败北，签订《北京条约》，咸丰帝心灰意冷，最终含恨辞世，留下满目疮痍的江山。

咸丰帝驾崩后，国家局势更趋严峻。年幼的同治帝即位，朝政由两宫垂帘和亲王奕詝共掌。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个由孤儿寡母与恭亲王主政的组合，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扭转乾坤，成功将大清从灭亡边缘拉了回来。

咸丰帝11年未能平定太平天国，归根结底是“重满抑汉”政策所致。慈禧和奕詝洞察了问题根源，开始重用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军政集团。有了这一基础，诸多难题才得以迎刃而解。

咸丰朝虽有军队，却未将湘军作为主力；后来同治时期则放权给曾国藩，允许他统辖湘军兵权；咸丰朝虽有精兵，但依旧坚持满族优先，改革后才以湘、淮军为主力；咸丰朝虽缺军饷，但同治朝通过推行厘金征收，将财权下放给地方督抚，实行“收多少用多少”，极大缓解了财政压力。

解决了这三大关键问题后，战争形势好转。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随后二三十年间出现短暂的同治中兴。正如许多学者所言，若道光帝能将皇位传给奕詝，大清或许不会如此早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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