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旭

1936年3月，上海《申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内容直指：“伍豪先生，请务必于5月5日到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我商谈要事。” 众所周知，“伍豪”是周恩来早期在白区活动时使用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以这种特殊方式在寻找周公呢？这位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中统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张冲。

自从“寻人启事”刊登后，张冲便派遣特务在约定地点昼夜守候，连续数月，力求见到周公。针对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我方经过严密侦察后，决定慎重请示总部。经过一番讨论，最终主席决定由潘汉年负责此事。经过几番周折，潘汉年和张冲终于在香港会面。

至于蒋军为何与我方接触，又意图谈判什么？普遍的看法是，蒋军与我方的统一战线谈判始于西安事变。其实，早在1936年初，两党就已经有过接触。1935年10月，红军成功到达陕北，而蒋军在围剿红军时遇到困难，未能取得预期的进展。而与此同时，日军逐渐加快了侵华步伐，蒋军在抗日上心有余而力不足，急于寻找外援，苏联便成为了蒋军的潜在支持来源。

然而，若想与苏联合作，红军无疑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障碍，蒋氏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蒋氏于是提出一个“巧妙”的建议，要求苏联向我方施压，解除红军武装。然而，这种理想化的情景显然无法实现，苏方当即拒绝。斯大林则提议，若蒋方愿意与我方接触，可以通过主席进行协商。在这种背景下，蒋氏不情愿地选择了寻求谈判。

蒋氏在提出谈判的背景中，还涉及了王明在莫斯科提出的一个关键口号——“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这一论断引起了邓文仪的关注，作为我方在苏联的代表，邓文仪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及时向蒋方报告。蒋氏得知这一消息后，显得格外兴奋，决定指示邓文仪回苏联与王明建立直接对话渠道。

1936年1月13日，邓文仪抵达莫斯科后，立即与我方驻莫代表团取得了联系。代表团派遣潘汉年与邓文仪进行了初步接触。随后，王明与邓文仪开始了更为深入的谈判，并摸清了蒋军的底线与条件。蒋军要求我方在其统一领导下进行整编，并配合开赴内蒙古抗日。作为回报，蒋军承诺向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然而，王明明确表态，红军是集体领导，决定并非一人之言，双方应与主席和朱德直接谈判。

随后，邓文仪得到了蒋军的授权，可以与我方直接接触。1月22日，邓文仪向王明传达了这一消息，然而第二天他又反悔，改口称可以在柏林与我方会谈。这一反复无常的态度让我方对蒋军的诚意产生了怀疑，最终这次接触因此中断。

与此同时，蒋军通过宋庆龄委托董健吾与我方在上海的代表张子华秘密接触，董健吾甚至前往陕北与红军接触。那时，红军已经开始东征，博古在瓦窑堡接见了董健吾，双方开始就进一步的合作展开讨论。

蒋军提出的条件比上次更加具体：停止进攻红军，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建立全国抗日武装，甚至包括所谓的“接济”红军。经过高层商讨，我方原则上同意了蒋军的大部分条件，但提出了补充意见：停止内战，组建抗日联军，接受红军改编，但要求独立指挥，开赴河北抗日。重要的是，关于“接济”问题，我方并未提及。这一决策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高超的策略，目的是避免让蒋军知道我方的困境和迫切需要。

到1936年4月，红军与东北军建立了初步合作关系，张学良开始向我方提供物资，但援助依旧微薄，红军面临的生存困境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到了4月底，蒋军方面通过张子华提出了更加积极的条件：红军可以享受与其他军队相同的待遇，我方可以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反映问题，甚至可以在某个地区进行社会实验。这一提议引起了我方的关注，因为红军的处境将愈加艰难，日常补给问题亟待解决。

进入6月，随着谈判逐步升温，我方代表周小舟在6月下旬与蒋军代表曾养甫举行了进一步会谈。双方讨论进展顺利，并最终于7月4日达成《谈话记录草案》。7月28日，蒋军方面再次向我方提出更高级别的会谈。此时，我方决定向莫斯科请示并取得了支持，与蒋军建立统一战线的提议得到了批准。

然而，谈判进程并不一帆风顺。在经历了多次反复后，我方决定放弃原有的“反蒋抗日”方针，并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蒋军应立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并向红军提供军需补给，以保障红军能够集中力量抗日。

9月下旬，蒋军提出，周公可以赴广州或港岛与蒋军高层会谈。对此，我方做出回应，同意周公前往广州进行谈判，但要求蒋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接下来的局势却变得复杂。蒋军获悉红军计划向大西北宁夏集结，并迅速派出部队进行“围剿”。然而，蒋军未能成功，而红军也未能如愿通过宁夏与苏联建立更直接的联系。

进入10月，我方提出，周公应赴西安与蒋氏进行共同抗日的会谈，但蒋军对此拒绝。蒋氏认为，红军的现状已发生变化，谈判条件必须作出调整。11月10日，蒋军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包括红军仅能保留3000人的规模，师长以上的军官必须远离部队。此要求显然难以接受，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然而，命运却在这时发生转折。西安事变爆发，给红军带来了希望。在西安事变的影响下，蒋氏最终同意与周公展开对话，并在危机中勉强同意了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蒋氏在此次会谈中提出，红军应解决军饷、军备问题，并承诺每月向红军提供50万元的援助。尽管这一数额远远低于我方要求，但对红军而言，已经是雪中送炭。

不过，蒋军在资金提供上依然曲折，在张学良被扣押后，援助通道一度被切断。最终，在周公的努力下，蒋军同意通过杨虎城为红军提供援助。

然而，蒋军并未放弃对红军的控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红军必须放弃陕南才会继续提供援助。考虑到战略形势，我方最终决定做出牺牲，放弃陕南，以确保红军的生存和抗日的整体局面。与此同时，红军终于获得了50万元的西安事变“善后费”。

1937年2月，正式谈判开始，双方继续进行磋商，并在3月达成了协议。蒋军最终同意给予红军4个师的规模，并提供每月30万元的军费。虽然条件依然存在差异，但对红军来说，这一结果已经是重大突破。3月下旬，蒋氏与周公、潘汉年在杭州的“澄庐”别墅会面，正式确立了合作的基础。

通过这一系列谈判，国共两党的合作逐渐得以实现，统一战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