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懿临终之际，他将魏国的权力交给了自己的长子司马师。

司马师，字子元，来自河内温县。他年轻时便与夏侯玄、何晏齐名，三人常有往来。司马师自幼才智出众，温文尔雅，深具远见。许多人都对他有极高评价，夏侯玄甚至曾感叹：“只有司马子元，方能成就天下大业。”这一评价不只体现了司马师的能力，更是他当时名声的真实写照。

在司马师的私人生活中，早年他迎娶了夏侯尚的女儿夏侯徽，夫妻之间感情深厚，育有五名女儿。夏侯徽聪慧机敏，不仅具有非凡的气度，还常常在背后为司马师提供谋略与帮助，助他在事业上稳步前行。然而，随着曹叡对司马懿的逐渐猜忌，司马师对自己的妻子也不再完全信任，尤其是夏侯家族的背景让他心生疑虑。234年，夏侯徽突然去世，许多人猜测她是否与司马家有关。关于这一点，如果你感兴趣，可以了解更多关于《高平陵之变》的内容，探讨这一事件背后是否有司马师的阴谋。

司马师经历了数次政治打压，尤其是在太和浮华案爆发后，他一度被逼入困境，直到曹叡执政的末期才逐步复出。魏景初年间，司马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随后升迁为中护军。在这期间，他逐渐重新获得了政治舞台的权力。关于太和浮华案到底牵涉了哪些魏国权贵，这背后如何解构士族的权力垄断，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当曹爽与司马懿争夺权力时，为了争夺雍凉战区的军权，曹爽提出了一项交易，即将夏侯玄的中护军交给司马师，换取司马懿的默许。这一安排为司马师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中护军作为可以提拔下级武官的重要职位，意味着司马师可以借此权力，培养出许多忠心耿耿的部下，这也为日后司马家进入魏国皇宫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与之前的蒋济、夏侯玄不同，司马师在任内实行了严格的法令整顿，杜绝了金钱和关系的干扰，他坚信一切必须以功劳论英雄。这种政策的实施，让当时的官员不敢再犯不正之风，也让司马师成功地从禁军中提拔了许多下级官员，这些人日后在关键时刻为司马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然而，司马师的真正力量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些公开的事务上。事实上，司马师背后还培养了三千死士，这些死士日常散布在民间，但在发生关键事件时会迅速集结，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支力量，尽管大多数司马家族成员都不知情，却是司马懿政变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如果没有这些死士的支持，司马懿根本无法顺利进入皇宫。司马师的高瞻远瞩和组织能力无疑是司马家崛起的重要保障。

除了其精妙的组织手段，司马师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冷静与淡定。特别是在事变的前夜，司马懿将整个计划告知了司马师和司马昭。司马昭因担心过度失眠，辗转反侧，而司马师则如常人一般，平静地入睡。这种超凡的心理素质使得他在淮南之战中，能够在危机时刻逆转战局，展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

在接任司马懿的位置时，司马师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曹丕能够顺利接班，部分原因在于曹操已经是魏王，父亲死后自然由儿子继位。而对于司马师来说，他需要得到曹芳的正式任命，而曹芳此时已经21岁，完全具备了亲政的能力。如果曹芳不愿意，司马师便会面临巨大的合法性问题。然而，司马师凭借着强大的政治手腕，最终让曹芳低头，迎来了他自己的崛起。公元252年1月，司马师被任命为大将军、都督中外军事，集魏国军政大权于一身，标志着司马氏的真正崛起。

在司马师成为魏国最高权力者的同时，吴国的权臣诸葛恪也正在迅速崛起。诸葛恪在稳定国内局势后，开始展现出权臣本色。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直接威胁并削弱了孙权宗室的权力。在孙权去世后，诸葛恪迅速发布命令，削除藩王们的兵权，尤其是将孙奋迁往豫章郡，从而控制了兵权和战略要地。

诸葛恪的这一行动表面上看似是为了国家稳定，但实际上却暴露了他的野心。他开始试图打压其他权臣，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诸葛恪开始利用军事行动为自己赢得威望。他重建了孙权当年未完成的大堤，意图通过军事准备向魏国施压。这个大堤不仅是为了防范水灾，更有战略意义，目的就是威慑魏国。

然而，司马师此时的局势却变得更加复杂。吴国刚刚在淮南地区展现了强势姿态，而国内反司马的势力也蠢蠢欲动。面对这一挑战，司马师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不仅要稳固自己的政权，还要向外界证明他的实力。魏吴两国的权臣较量，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