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尤其是古代,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往往有两项因素来决定,即人口和土地的多少。
所以,古代有谚语:“王者有二宝,土地和人民。”
人多力量大,而土地多了就能种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人民。
因此,国家的赋税往往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而土地与人头,或者说与户口相挂钩。那么,想准确地征收到税,前提就是得摸清到底有多少人口、多少户口。
历来人们于投机取巧方面都是不遗余力,今时今日也一样。南北朝以来,由于战争频繁,导致人口流动大,加之人们可以的隐报、漏报,使得在册的户口数与实际的户口数严重不符。
有些家庭只报丈夫、不报妻子;有些家庭把年龄改的偏大或者偏小;有些游手好闲在外。
总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逃避赋税。
据《隋书》记载,“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税。”孔孟礼仪之乡成了逃税最严重的地方。
于是,隋文帝上任后,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项是“大索貌阅”,首先就从这山东开始。
顾名思义,“大索貌阅”其实就是“阅其相貌以验老小之实。”说的通俗点,就是:把你们一家人叫来,然后对照你们自己上报的户口数据,来看你们这年龄是否相符,有没有故意把二十八报成十八,或者是把六十报成了八十之流,以及其它的种种谎报、漏报之类。
这也就相当于大规模的人口普查,自然需要的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支持,所以这在隋初开展的确实轰轰烈烈。
此外,要求人们相互检举揭发,进一步摸清那些漏网之鱼。
工作是艰巨的,工程是浩大的,但是结果也是丰硕的。最终,政府官方公布的成绩是:增加男丁44万多,增加人口164万多。
和大索貌阅相对的另外一项活动是“输籍法”。大索貌阅是针对那些“散户”进行的检查,而输籍法则主要是针对一些地方豪强的。
一些百姓为了逃避自己的户口问题,而一些地方豪强则是需要劳动力,二者刚好结合。造成了这部分依附的人的税又流失。
于是,隋文帝采取了宰相高颖的“输籍法”,对这些“大户”的等级进行划分,称为“输籍定样”,然后按照所定级别的不同确定税率。相当于税法中的分级税率。
这两项措施的应用,使得人口大大“增加”,也就意味着赋税的增加,从而为隋朝的经济繁荣贡献了巨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