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的军事扩张看似成功,但这却导致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自712年至756年间,似乎发生了一场连锁反应。中央政权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职业军队的兴起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这些军队更看重自身利益,与文官们的距离逐渐拉大。这种趋势增加了军队的自主权和指挥权,依赖职业军人,虽然能够制定进攻政策,但也削弱了国家实力。然而,在8世纪上半叶,由于内部考虑,增加军队将领们的权力倾向得到了加强。唐朝的丞相李林甫为了削弱杨玉环贵妃家族和四川地区割据势力杨国忠,于737年至752年积极拉拢北方军队的将领们。他主要寄望于胡族血统的将领们,希望他们比汉族的六军更容易控制。这种举动使得自从隋朝对高丽战争以来,北京地区的安禄山将军,独揽了三镇节度使的指挥权,备受朝廷信任。安禄山的父亲是粟特族,母亲则是突厥族,使得他姓安,名字Roxane则来自伊朗名字。755年至756年冬季,安禄山率领叛军攻占了洛阳和长安,两京无力抵御,陷入了危机。这一悲剧性事件中,皇帝避难成都,在安禄山逝世后,由史思明继续率领叛军。新皇帝肃宗在吐蕃和回纥人的帮助下,艰难地夺回了两京。安史之乱的后果是中国社会史上的重大转折,它在所有领域中产生了明显的方向变化。这场危机似乎促进了7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变化,并在755年至763年间,迅速地发生着,涉及对外关系、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在这段时间内,唐帝国边境上建立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自从大食人于叛乱前数年占领疏勒地区后,唐帝国失去了对帕米尔的控制。唐帝国的主要盟友回纥人于757年扩展至甘肃地区,控制了从甘肃中部的武威到吐鲁番的所有地区。吐蕃人也显露势力,侵入了西域的绿洲、青海和甘肃。763年,他们占领了黄河上游的宁夏,抢掠了甘肃东部皇家御马场的马匹,并侵入了长安。从790年起,位于玉门关以西的所有领土都脱离了唐朝的控制。这次事件对中国文明史具有深远影响,尤其是与西域和帕米尔地区的稳定关系。在东北,新罗国自7世纪末开始在朝鲜独立。最后,在四川和缅甸之间的地区,汉化后的小国在唐朝和吐蕃间游走,从7世纪中叶起开始扩张。其中最强大的是南诏国,从750年开始扩张,尽管唐朝曾派远征军镇压。南诏在9世纪成为具有威胁性的国家,占领了红河流域和河内。从902年开始,这个西南王国以大理国之名存在,一直延续到13世纪蒙古人平定该地区。继7世纪和8世纪上半叶的大开拓时代之后,10世纪的全面退缩,使得东北形成了汉化的契丹国,唐朝失去了对红河流域的控制,情况更加严峻。越南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中国政权和开拓地的影响,于939年摆脱了在广州建立的南汉王国的监护权,保持了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