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正值国子监举行朝考，江苏元和县的陆润庠凭借其卓越的学识脱颖而出，荣获一等贡生的殊荣，并被选任为河南太康知县。这个消息一出，顿时引来了四面八方的羡慕与赞叹。众人纷纷表示，作为一名优贡（高级秀才），能够担任知县这一职务，已经是贡生的最高荣耀了。

面对这样难得的机会，任何人都该满怀欣喜，然而，陆润庠却出乎意料地来到吏部文选司，要求他们重新安排人选，表示自己对太康知县一职并不感兴趣，甚至宁愿放弃这个高官厚禄的职位。

文选司的郎中听到此言，震惊不已。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名列贡生的年轻才俊，竟然会主动放弃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当时，哪怕是两榜进士，初次选官也需要等待多年的时间才能分配到知县等职位。如此情况下，一个贡生直接担任知县，无疑是莫大的恩宠，几乎可以说是积累了几辈子的德行才得来的机会。

那么，陆润庠为什么会放弃这样一个显赫的职位呢？其实，根本的原因并非看不起知县的七品官衔，而是他心中始终有一个进士梦，渴望以进士的身份跻身更高层次的官场。

时光流转，同治十二年，陆润庠参加了顺天乡试并顺利中举，成绩显赫。次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状元的桂冠。这一切看似巧合，却也昭示着清代官场对于科甲功名的极度重视。即便是放弃了眼前的高官职位，许多人仍然愿意通过科举之路去拼搏出一个更高的名分。

事实上，清朝114位状元中，就有22位在成为状元之前，曾担任过官职，但他们依然不满足于贡生或举人的身份，最终选择重返科举考场，追求进士的荣耀。事实上，科举这一制度并非单纯的“先读书再做官”。不少进士出身的学子，其实都是“半工半读”的身份，先谋得一个职位，再继续完成学业。据统计，约有20%的进士在正式参加科举前就已经进入了官场。

例如，陆肯堂、王杰、史致光、陈倓等状元，他们在成为状元之前，都曾以举人、贡生的身份被选为正八品的县学教谕，后来经过努力，他们分别在会试中获得状元，其中王杰最终官至正一品的大学士，史致光也成为了总督。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像毕沅、龙汝言、吴锡龄等人，在中魁之前均曾在内阁担任过中书等职务，但由于他们的身份是举人、贡生，在同僚面前总是觉得抬不起头来。为了重新树立自己的身份，他们再次参加会试，最终都成功登顶，成为了人们所敬仰的状元。

这些进士们中，有6人官职高升，最终都至少担任了知府级别的职务。假若他们未获得进士这一身份，恐怕一生都只能是一个小小的京官，甚至可能无法进入史册。

再看朱昌颐，他以举人身份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了13年，最终艰难地升至户部主事。虽然他在职务上有所晋升，但始终因为没有进士功名，导致升迁受阻。终于，朱昌颐心灰意冷，辞去户部主事一职，决心潜心读书。最终，他也如愿以偿，考中了状元。尽管他在官场上始终担任的是正六品的修撰，然而拥有状元头衔的他，走路时总能昂首挺胸，心中不再有丝毫屈辱。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崇绮身上。他出身蒙古正蓝旗，身份高贵。父亲赛尚阿曾是大学士，但因为镇压太平天国无功，最终遭到咸丰帝的惩处，家道中落。崇绮虽然出身高贵，但仕途却异常坎坷。他曾以秀才身份进入官场，又捐任八品笔帖式。由于背负着父亲的罪名，他的晋升异常缓慢，直到咸丰十年，他才获得了一个五品虚衔。但他始终不忘初心，最终在同治四年考中状元，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仕途一帆风顺，最终官至尚书、都统，并成为同治帝的岳父。

同样令人称奇的还有浙江嘉善人王敬铭。史料记载，他书画双全，学识渊博，曾在康熙帝的南巡途中，获得康熙帝的褒奖。王敬铭也因此被提拔为内廷供奉兼武英殿纂修官。然而，王敬铭拒绝了这一荣誉，他坚决表示要凭借真正的才学来获得官职。于是，他毅然放下了已有的荣耀，经过数年的努力，最终在康熙晚年考中状元。

在清代，像翁同龢、孙家鼐等状元，也都曾以秀才身份被选为知县或教官，但他们没有就职，而是选择继续深造，最终步入仕途并成为一代巨擘。

事实上，许多进士出身的官员，常常因为早期未能进入官场，最终选择放弃现有职位，再次参加科举。例如，乾隆朝的史学大家赵翼，就是在会试落榜后，受聘为军机章京，后又参加乡试并荣获一甲三名。

清代的官场无疑重视出身，特别是对于非进士出身的官员。即使是举人或贡生，往往会被认为缺乏名分，容易遭到同僚的轻视。因此，即使是那些已经担任官职的人，很多也会选择重新参加科举，以期获得更高的名分。而“同进士出身”这一标签，在许多人一生中，几乎成了不可抹去的烙印。曾国藩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尽管他最终跻身翰林院，但“同进士出身”始终是他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痛。

这便是清代不少人放弃现有官职，毅然去参加会试的真正原因。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幸运者寥寥，大多数人因会试未能中选，最终只能落得“丢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