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之争的根本问题，起源于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的经学发展。西汉时期的经学，事实上就存在着内在的系统性矛盾，这种矛盾的本质一直未能被充分揭示出来。尽管这种矛盾的根源早已埋下，但直到清朝，专注于考据学的清儒才将这些矛盾暴露出来。而第一个对这种矛盾进行系统性总结的人，是晚清学者廖平。廖平试图解析这些矛盾的根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不仅未能有效解释这些矛盾，还因其过于急于揭露，反而在学界引起了混乱，给经学带来了严重的破坏，甚至成为了经学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廖平最早用今文与古文的对立来归纳这一矛盾，并且进一步提出了一种阴谋论的解读——即王莽篡位时，为了寻求政治合法性，指使刘歆伪造了古文五经。基于这一假设，廖平写了一本小书《今古学考》，并将其交给康有为传阅。然而，康有为却暗中将其内容扩写成《新学伪经考》，并于1891年出版。三年后，甲午战争爆发，惨败的消息与康有为的五经伪造理论相互呼应，使得中国传统的学术信仰和对五经的信心瞬间崩塌。

这一事件还导致了廖平与康有为之间的学术争执。康有为因将廖平的文章扩写而广为人知，成为学术界的风头人物，这让廖平非常不满，指责康有为盗用了他的观点，并且在学术上“抄袭”。然而，康有为的脸皮非常厚，尽管涉及了对廖平作品的借鉴，却始终对此闭口不提。

接着，廖平的学生蒙文通继续沿着导师的思路，深入探讨经学中的矛盾源头。他提出了中国文化三系说，认为文化矛盾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本身有三个不同的文化体系，这些体系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认知。尽管蒙文通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开创了新的视角，但他的三系划分仍然显得有些简单和机械。他的观点在《古史甄微》一书中得到了详细阐述。

蒙文通的创见在于，他将经学中的矛盾转化为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通过用文化的差异来解释经学中的矛盾，实际上突破了传统的解读框架。虽然蒙文通的三系说略显粗糙，他将中国文明视为由三个文化集团融合而成，分别是东方的儒家文化、北方的法家文化以及南方的道家文化，但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仍然很有价值。而他提出的“多元文化融合”理念，后来得到了考古学的某些发现的支持，并成为了现代考古学中的经典论点。现代考古学的普遍看法是，中国文明确实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

蒙文通的工作不仅促进了传统经学与现代考古学的对接，还让今古文之争成为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揭示了经学与考古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今古文的问题不仅仅是经学内部的争论，更是文化碰撞与融合的产物。

总体而言，今古文之争的实质，源于两汉时期经学中存在的系统性矛盾。尽管现代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突破，但这一矛盾的根源至今依然没有彻底解决。复兴中国文化的关键之一，就是要重视经学的复兴，而这必须建立在找到并解析系统性矛盾的基础上，并厘清哪些矛盾是源自伪学，哪些则是基于真实的学术根基。

严格来说，今古文之争在清朝考据学之前，甚至在晚清廖平之前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在廖平之前，学界尚未意识到经学内部存在这样深刻的系统性矛盾。

西汉时期的经学矛盾，主要体现在“师法”和“家法”的争论上。所谓师法，指的是知识的传承形式。在西汉初期，五经尚未真正成为成书的经典，许多内容仍是口耳相传，尤其是经典的传承部分，也有很多经文是通过口口相传来流传下来的。师法的核心就在于通过传承链条来验证知识的权威性，传承越长，知识就被认为越有历史、越权威。相反，若知识没有明确的传承背景，就被认为是来路不明，不可信。

至于西汉时期五经未能成书的原因，传统的解释通常归结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五经未成书的根本原因并非源于秦始皇的焚书，而是五经当时尚未完成充分的文字化工作，很多内容依旧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这与汉字的成熟度有关。如前文所述，汉字的发展历史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五经的文字化工作，实际上是在西汉时期逐步完成的，尤其在西汉末期，五经的文字化工作得到了充分的推动，书籍的积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朝廷因此设立了专门的图书馆，并委派官员管理和整理书籍，最著名的便是刘向与刘歆父子。

随着书籍积累的增加，判断知识是否权威的标准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转向依靠文献证据的考据学。考据学的出现，正是两汉时期的产物，尤其是刘歆的贡献不可忽视。由于师法和家法的不同，同一学派的弟子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导致了同一经文的解释产生矛盾，甚至对同一历史事件或制度的认知也出现分歧。

东汉时期，试图解决经学矛盾的问题。虽然当时的学者并未认为是“系统性矛盾”，他们更多的是将这种矛盾归结为不同师法和家法的结果。东汉的学者并未真正根治这些矛盾，而是通过折中与调和的方式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掩盖了深层的矛盾。郑玄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汉对经学的统一，类似于蒋介石统一各路军阀的方式，表面上的统一并未消除各大派系和矛盾的深层次存在。到了魏晋和唐代，佛教的传入使得儒家经学的地位逐渐下降，唐代的儒学实际是延续了东汉时期的学术传统，没人再关注其深层的矛盾。

宋明时期，理学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经学的地位则下滑。此时的重点是排斥佛教和道教，经过长时间的演变，经学的深层矛盾再也没有受到关注。直到清朝，情况发生了变化。为反对宋明理学的空洞性，清儒决心重建经学，并回归孔孟的原意。他们的研究方法是考据学，而考据学的基础则是依赖大量文献的存在。中国的文献，特别是五经的文献，真正的成型是发生在两汉时期，因此清朝考据学的重心便集中在两汉。

清朝的考据学，也正是基于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发现了五经中的系统性矛盾。更准确地说，清儒的考据揭示了东汉学者们企图通过折中来掩盖的问题。这一发现，使得今古文问题成为了经学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

晚清的廖平是第一个系统性总结这一矛盾并试图解释的人，尤其是在今古文问题的解读上，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深刻反思。而经学中的系统性矛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我认为，除了中西文化冲突的影响外，西方思想的输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学研究，今古文之争及其相关的文化冲突，逐渐被视为中国古代经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