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天下魏蜀吴”，这句形象的描述，实际上掩盖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事实：在汉朝设立的十三个州里，曹魏王朝不仅占据了中原八个州（幽州、冀州、并州、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司隶），还控制了凉州的大部分，荆州的南阳郡和南郡北部（新设襄阳郡），以及益州汉中郡的东部（新设上庸郡），扬州九江郡和庐江郡北部，总共约9.5个州。东吴政权则掌控了荆州的大部分、扬州的绝大部分以及交州，约占了2.5个州。而蜀汉政权只占据了益州的大部分以及凉州武都郡，合计约1个州。这样的领土分布，决定了三国的经济与兵力对比也形成了鲜明的差异。

如果结合当时的汉朝州郡人口分布图，可以更直观地了解这一点。从图上看，曹魏掌控的冀州、徐州、豫州、青州、兖州、司隶、并州，以及荆州南阳郡，扬州九江郡，都是人口密集且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这些地方不但土地肥沃，而且生产力极为旺盛，人口资源丰富。而蜀汉的益州、东吴的扬州、荆州、交州等地，尽管占据了较大地盘，但人口和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即便如此，蜀郡、广汉、南郡、交趾等少数几个大郡依旧在某种程度上能与中原地区相提并论。

更值得注意的是，东吴的地盘虽然看似宽广，但其控制的多数地区，如福建等地，人口稀少、开发程度低，远不如曹魏控制的中原地区。例如，东吴在福建的控制只是局限于浙江的会稽郡，根本没有实质的经济与军力支撑。此外，在曹魏与东吴的长期对抗中，曹操有意将原本富庶的淮南地区彻底搬空，这种战略与其对蜀汉的攻势相似，目的是切断敌人的资源供应，消耗其兵力。

自赤壁之战以来，孙权联合刘备的抗曹之举，更多的是为了通过战争迫使曹操承认孙氏政权在江南的割据，而非单纯的统一天下。从这场战争的背景来看，孙权并未抱有过于远大的抱负，而是务实地争取江南地区的独立性与认可。

公元223年，刘备去世，云贵地区的南中三郡（建宁、越嶲、牂柯）爆发叛乱，持续了近两年之久。直到225年3月，诸葛亮亲自带领大军深入丛林，克服了烟瘴的侵袭，以巧妙的战略与超凡的人格魅力成功平定南中三郡。他不仅攻心为上，顺利取得了南中各族的心，还通过卓绝的治理让这个战略重地成为蜀汉稳定的大后方。南中的资源——包括人力、耕牛、金银矿产等，成为了蜀汉军队的宝贵支撑，而当地的善射夷人也被诸葛亮训练成了“无当飞军”，在后续的蜀汉战史中屡立战功。

然而，尽管南中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归附蜀汉，但这种局面并非一蹴而就。随着诸葛亮的去世，南中各族的反叛活动逐渐重新爆发，蜀汉名将马忠、张嶷等人也多次出征平定这些动乱。之后，云南地区的“爨氏据滇”半独立状态持续了五百年，直到唐朝时南诏建立，云南地区的政治格局才发生根本变化，随着时间推移，这片土地逐渐独立发展，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才彻底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

在蜀汉与南中的战斗几乎同时，东吴也没有停止对山越的打压与同化。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与东吴将领陆逊、贺齐等人，持续进行对山越的清剿。孙权更是公开鼓励将领们通过招募山越强者，将其编入自己的私兵部曲，增强军力。这一策略取得了显著效果，诸葛恪通过三年的努力收服了四十万山越人，并成功将其转化为东吴的精锐兵力。

东吴在孙权的领导下，经过大规模的山越同化，彻底完成了江南地区的本土化。通过这场大规模的民族同化，东吴不仅强化了自身的兵力，也为日后的华夏文明延续铺平了道路。尤其是对福建、江西、浙江等地的开发，极大地提升了东吴的国力，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东吴的福建地区从东汉时期的“建安县”发展成为了建安郡，江西地区则从一个豫章郡分拆为多个郡，浙江、湖南等地的行政区划也得到重新设立和细化。而东吴还特意将岭南的高凉郡、珠崖郡划出，进一步扩展了其势力范围。随着东吴领土的扩展，国力迅速增强，社会与经济日益繁荣，成为当时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

通过这一系列的战略部署，东吴不仅保卫了自己的江南根据地，还为日后东晋南渡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可以说，东吴的山越同化与民族整合政策，既为江南地区的汉族文化扎根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华夏文明的延续与发展贡献了无可替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