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雍熙二年重阳节这天，宋太宗赵光义在宫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群臣一同庆祝这个传统节日。酒过三巡，气氛渐浓，宋太宗突然开口问道：“朕为帝，比起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群臣听后纷纷言辞恭维：“陛下乃尧舜之主，岂能与唐太宗相提并论！”此言一出，赵光义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然而，他很快注意到宰相李昉并未附和众人，反而显得有些冷静，这让赵光义心生不悦。于是，他面色稍沉地问李昉：“你是觉得朕不如李世民吗？”李昉并未立即回答，而是轻声吟诵起白居易的两句诗：“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赵光义听后愣住了，眼神渐渐凝重。他深思片刻，缓缓起身，向李昉拱手致谢道：“朕不及唐太宗也！”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七德舞》。这首诗不仅描绘了唐朝的辉煌，也带有对李世民治下国运昌盛的深切怀念。

《七德舞》是唐代宫廷乐舞之一，每逢重要节日或宴会必奏。白居易在诗中通过对比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局势，表达了对唐太宗时期国家盛世的向往。诗中提到的“死囚四百来归狱”，实际上指的是一件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奇事——贞观六年，唐太宗决定放归近400名死囚回家过年，并与他们约定，年后自己自愿返回监狱。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死囚在约定的时间，竟然都如约返回，令人感叹唐太宗的仁德。

一、

白居易所提到的“死囚四百来归狱”，是指在贞观六年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当年冬季，唐太宗李世民决定放归390名死刑犯，让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每个囚犯在离开监狱时，都与唐太宗达成协议，承诺春节过后会自觉返回监狱接受法律的制裁。让人惊讶的是，当约定的日期到来时，这些死囚一一如期回到监狱，没有一人失约。

这一事件不仅在史书中有所记载，也成为了唐太宗治理国家的重要象征。《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等史料中都有相关描述。根据《新唐书》记载，李世民在贞观六年12月做出了这一决定：“纵死罪者归其家，约定明年秋末再返监狱。”而到了贞观七年，所有放回家的死囚都按约定回归，唐太宗最终赦免了他们的死罪，感动了整个国家。

这一决定的背景，源自李世民在收到大理寺卿关于死刑犯在监狱中极度痛苦的报告后，产生了对这些死囚的同情。据大理寺的监狱记录，这些囚犯每天因害怕死刑临近，夜不能寐，痛哭流涕。李世民对这一情形深感不解，决定亲自了解情况。他前往监狱与囚犯交谈，得知这些人并非害怕死，而是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深感悔恨，更多的是担心死后无法照顾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

在得知这些死囚的悔过之心后，李世民决定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回家过年，处理好遗留事务，并在约定时间返回监狱接受法律的惩罚。这一举动遭到了许多官员的强烈反对，尤其是负责司法的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员，他们认为这是极其危险的决定，放走这些死囚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

面对群臣的反对，李世民以“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的道理回应道：“我相信这些人能够守信，而不是像你们所担心的那样再次犯罪。”李世民坚持自己的决定，并亲自指派官员为这些死囚安排回家的路费。许多人都认为，这一决定必定会失败，认为那些死囚绝不会遵守诺言。然而，李世民的信任最终得到了回报。

当约定的时间到来时，官员们早早聚集在监狱门口，期待看到一场戏剧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本的担忧逐渐变为疑惑。但就在大家开始疑虑时，远处的街道上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数百名死囚，随着无数百姓的簇拥，正步伐坚定地走向天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监狱，向官员们报上姓名，完全没有逃避的意思。

经过清点，所有390名死囚竟然一个不落地回到了监狱，现场的官员无不目瞪口呆。这一幕成为了历史上的奇观，也让李世民的仁德再次得到了全世界的见证。

看到这一切，李世民非常高兴，并决定赦免这些死囚的死罪，将他们全部释放回家。这一举动不仅改变了他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也让许多历史学家重新审视唐太宗的治国方略。

这一事件的背后，其实有着更深的政治考量。李世民在贞观四年取得对突厥的胜利，唐朝的国势一时如日中天，而他自己也被尊为“天可汗”。然而，李世民在面临重大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国家的安稳，也要通过具体的行动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改善自己在百姓中的形象。通过“纵囚”这一事件，他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出宽容与仁爱的治国理念，同时也提醒官员们要更加谨慎地对待法律与刑罚。

此外，这一事件还催生了唐代“死刑复奏制度”的出台。李世民通过这次“纵囚”事件，不仅改善了司法公正，也让法律更加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从而为后来的法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至此，李世民的仁慈和智慧不仅体现在治理国家的手段上，也深深影响了后世对他历史形象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