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年正月，关东的诸侯集结兵力，展开了讨伐董卓的行动，总共有十一位州郡的领导者参与了其中。具体来说，这些参与者包括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以及河内太守王匡。与《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不同，这些诸侯中并不包括曹操、刘备和孙坚。

首先说说刘备。当时的刘备正处于投奔公孙瓒麾下的阶段，而公孙瓒本人也并未参与讨董行动，因此刘备自然也不可能参与其中，且无法作为诸侯身份登场。再来谈谈孙坚，虽然他确实参与了讨董，但当时他只是长沙太守，严格来说，他并未拥有足够的领地或地位，且他与袁术有一定的依附关系。因此，无论是在《后汉书》还是《三国志》中，孙坚都没有被归入讨董诸侯之列。

至于曹操，虽然他在历史上必然参与了讨董，并且是最早起兵的人之一，但当时曹操并没有官职，也没有一块自己的领地。因此，尽管他实力不容小觑，却无法被认作是“诸侯”，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组建起一支军队，与其他诸侯的正规军队不同，曹操的部队是他凭借家财招募而来。

除了曹操外，其他十一路诸侯中，身份和地位最高的无疑是袁术、韩馥与袁绍。袁术，作为袁家的嫡子与后将军，拥有极高的声望和权力，按理说是众多诸侯中的佼佼者，甚至连孙策都曾依附在他的门下。然而，尽管他的势力强大，但由于性格上过于强硬或者招人忌惮，反而并未被推选为联盟的盟主。相反，众诸侯推选了他所看不起的庶兄袁绍作为盟主。

再说冀州牧韩馥，他的官职是朝廷册封的州牧，理应是朝廷的正式权力代表，拥有一州的军政大权，按理说袁绍作为渤海太守，应该听命于他。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韩馥的权力却极为有限。最后，虽然袁绍并没有显赫的官职，但他自觉在诸侯中声望不足，因此在讨董过程中，他自封为“车骑将军”，意图以此压过袁术的后将军头衔，显示自己的权威。从此以后，各路诸侯纷纷效仿，纷纷自封高官。

在酸枣会盟之后，众诸侯虽然吃喝一番，讨论了许多计划，但实际成果几乎为零。令人大失所望的是，袁绍从会盟回来后，虽然还是盟主，但也未能真正实现任何改变。于是，他开始寻求更大的政治动作，计划重新立天子，摆脱董卓的控制。

袁绍的主张看似并非毫无根据，他认为既然董卓能随意废立天子，他作为四世三公之后，也应有资格推翻董卓的设立，重新拥立一位明君。冀州牧韩馥虽然胆小，却也被袁绍的说辞打动。于是，袁绍与韩馥一同选择了幽州牧刘虞为新的天子人选，企图借助刘虞的名气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

然而，袁绍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声望，提出这个计划后，立刻遭到其他诸侯的强烈反对，特别是袁术。袁术本来就与袁绍有积怨，并且心中有自立的打算，自然不肯支持这个提议。最后，袁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尽管他仍是关东诸侯的盟主，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成为现实。

袁绍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野心，反而转向了其他方向。他决定采取更加务实的策略，悄悄准备了一系列行动，转向自己的冀州。此时，袁绍依然被认为是“车骑将军”，他开始谋划从韩馥手中接管冀州。

在这一过程中，袁绍策划了一场阴谋，让公孙瓒借机攻占冀州。借此，他想逼迫韩馥将冀州的控制权交给自己。然而韩馥并没有足够的判断力，他被袁绍的虚张声势吓住，最终在袁绍的威胁下将冀州牧的位置交给了袁绍，之后袁绍便开始以冀州为基地，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

然而，韩馥的退位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宁。袁绍接管冀州后，并未给韩馥实权，韩馥不仅丧失了自己的职位，还遭遇了不小的打击。一位名叫朱汉的官员对韩馥进行了报复，亲自闯入韩府，韩馥被迫逃走，甚至在逃亡途中，韩馥的儿子因跑得太慢而被朱汉抓住并重伤。

最终，在多次阴谋和压力之下，韩馥的心理状态极度恶化。疑心过重的他误以为袁绍还未放过他，于是决定逃到厕所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韩馥死于自己过度的恐惧，事实上，他当时的地位远不如他所想的那么危险。如果他能够在冀州继续安稳地执政，而非盲目参与权力斗争，或许他会拥有更好的结局。

韩馥的死亡，不仅揭示了他个人的失败，也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中，许多诸侯的短视与内斗。无论是袁绍的霸道行径，还是韩馥的软弱，最终都导致了历史的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