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在解放西南的战役中，突然遇到了一队自称是红军的农民。他们衣衫褴褛，携带着简陋的武器，坚称正在等待周总理的命令。这一突如其来的遭遇，让解放军的士兵一时间感到错愕与疑惑，纷纷向上级汇报。

那么，这支看似普通的队伍究竟是谁？为什么他们自称为红军呢？

事实上，早在1934年到1937年间，红军经历了长征，战斗足迹遍及川滇黔的边远地区。当时，中国南方的游击战争四处爆发，红军在这片偏远而崎岖的地区打游击战。尽管面对装备简陋、补给匮乏的严峻局面，这些游击队员没有选择放弃，反而在敌人的多次围剿中坚持抵抗，展现出极为顽强和英勇的精神。

回溯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正式开启了长达两年的长征。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在人员上损失惨重，红军主力已大幅缩减。根据当时的计划，红军应前往湘西与当地的二、六军团会师。然而，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在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反思后得出结论：国民党势力已经识破了红军的行进方向，并提前在沿途设下重重防线，因此必须改变原计划，选择一条迂回的路线。

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红军不再直接前往湘西，而是向西南进发，进入川滇黔地区，建立新的苏区，这样既能保存兵力，又能避开敌人密集的防守。然而，这一提议起初并未得到广泛支持，很多人认为应尽快与湘西的部队会合，完成原计划，时间上不允许进行如此大的迂回。

最终，经过讨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于1935年1月1日通过，红军放弃了与湘西部队会合的计划，转而开始向川滇黔地区进发。中央明确指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苏区，并逐步扩展至川南，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这一决策证明极为正确。若继续沿原路行进，红军将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而改变路线之后，虽然面临艰难险阻，红军得以保存力量，逐步策动更大范围的反攻。

然而，蒋介石很快察觉到了红军行进方向的变化，开始调动大批兵力布防在川滇黔边区，包括号称“川军第一猛将”的郭勋祺等指挥官也被派往该地区。1935年2月5日至9日，红军在扎西（现今威信）休整期间，召开了多次会议，并根据新的敌情和地形特点，决定采取游击战术来应对敌人的围剿。通过精心筹划，红军成立了川南游击纵队，这支部队专门负责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牵制敌军。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游击纵队开始招募士兵，改编原有的部队，并在周总理的亲自动员下，许多干部和士兵加入了游击队。游击纵队在成立之初就承担了艰巨的任务：深入川滇黔地区，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斗，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川南游击纵队以宜宾、泸州等地为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游击战，在敌人的围剿下，他们利用地形优势实施了灵活机动的打击。游击战不仅使敌人陷入困扰，也为红军的主力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经过不断的战斗，纵队逐渐变得更加精干，并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扩大了其活动范围。

然而，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川南游击纵队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1935年3月下旬，游击纵队在大石盘山遭遇敌军包围，组织部长戴元怀壮烈牺牲，纵队司令员王逸涛叛逃，部队损失惨重。面对敌人不断的围剿，游击纵队不得不减编，重新调整战略。

1935年7月，川南游击纵队再次遭遇伏击，纵队的政治委员徐策、副政治委员张风光等指挥官在突围过程中壮烈牺牲，部队伤亡惨重。为了保存力量，游击纵队被迫撤入贵州威宁，并依靠当地的群众支援，继续进行游击战。

此后，游击纵队在贵州一带展开了一系列战斗，他们通过偷袭敌人补给线、袭击监狱等方式，不仅打击了敌人的统治，也大大增强了自己的战斗力。1936年6月，川南游击纵队与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成功会合，形成了更强的抗日力量。

抗日救国军和川南游击纵队的合并，使得队伍的规模有所扩大，但面对国民党的大规模围剿，他们依然面临巨大的生死考验。尽管人数和装备劣势，游击纵队在与敌人多次交锋中始终未曾放弃，继续坚持游击战。

直到1937年初，红军主力的长征基本完成，而川南游击纵队在与中央失联的情况下，仍坚持在川滇黔地区与敌军周旋。无论是坚持战斗，还是组织当地群众的抗日行动，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与敌人的斗争，直到1947年，云南的游击队才在敌后作战中壮烈牺牲。

到了1949年，解放军发起西南解放战役，迅速解放了西南大部分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曾经的川南游击纵队的幸存战士也重新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此时，他们已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游击队，而是长期在敌后与敌军抗争的英勇队伍。

最终，这支曾默默抗争的队伍，在历史的长河中被铭记下来。正如1986年张爱萍将军所说：“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