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当刘邦当上皇帝后，韩信便失去了价值，刘邦便把他像箭已尽的弓一样束之高阁，彻底抛弃。其实，刘邦并没有这么轻视韩信，韩信的军事才能对刘邦来说依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唯一的问题在于，韩信的自尊心在刘邦的权力斗争中被严重伤害。最终，韩信因为不想为“五斗米折腰”，不愿屈辱地去讨好权贵，才与刘邦渐行渐远。

事实上，韩信的身份并不低。即便他最终被降职，也依然是个侯爵，这一荣耀足以与后世的李广等人比肩，李广为之奋斗一生却始终未能得到。这也让人想起当时的舞阳侯樊哙。樊哙虽然是刘邦的亲戚，吕后的妹夫，西汉的开国功臣之一，但即便他跪在韩信面前，称呼韩信为“大王”，韩信在身份上依然高于他。尽管如此，韩信与刘邦之间的差距仍然不容忽视。毕竟，韩信虽然能让樊哙行礼，但在刘邦面前，他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无法与刘邦相提并论。

如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韩信和刘邦本有机会平起平坐，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刘邦可能还需要看韩信的脸色。然而，韩信最终走入了死胡同，无法避免被刘邦反杀的命运。许多人认为，韩信的悲剧走上了春秋时期文种的老路，而刘邦，则成为了“翻版”的勾践。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复仇成功后，范蠡和文种是他最得力的两员大将。范蠡选择了告别权力，去过自己的闲云野鹤的日子，而文种则决定留下来与勾践共享荣华富贵。然而，勾践却将文种的“吃饭工具”收走了，让文种成为了历史的笑柄，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范蠡早就看透了勾践的人心，他预言自己的未来，并警告文种尽早离开，而文种却执迷不悟，最终成了历史的笑话。

韩信攻占齐国后，蒯彻劝他应当趁刘邦与项羽对峙之际自立门户，否则便会走上文种的老路。然而，韩信并未接受蒯彻的建议，他认为刘邦是一个讲情义的人，自己怎能做出背叛的事情？蒯彻无奈，只得离开。韩信面对的确有一个机会：趁刘邦与项羽对峙时，他可以自立为王。然而，韩信最终未能抓住这一机会，选择了与刘邦同舟共济。韩信认为，与其冒险独立，不如依靠刘邦，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风险，还能显得名正言顺。

然而，这一决定却最终导致了他丧失了主动权，甘心接受刘邦的支配。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若干年后，当韩信被吕后处死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错失的机会。他感慨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正是他悲剧的写照。实际上，自从刘邦从云梦泽抓住韩信后，韩信就开始后悔自己当初没有主动脱离刘邦，他希望能重新赢得信任，却发现自己早已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

当时，刘邦将韩信视为不稳定的因素，认为他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为了消除这种威胁，刘邦决定尽快除掉韩信。然而，刘邦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将韩信贬职软禁，如同把一只猛虎关进笼子里。最终，韩信未能逃脱这一命运，吕后成为了实施者，而刘邦则默许了这一结果。

关于韩信是否谋反，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韩信并没有谋反的能力，毕竟他被刘邦和吕后严密监视，根本无法策划什么大规模的叛乱。司马迁的《史记》提到，韩信曾与陈豨勾结，打算通过释放监狱囚徒，进而发动政变，诛杀吕后。然而，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存疑，韩信如果真的谋反，他所面临的难度极大，缺乏兵力与支持，因此很难实现。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认为，韩信的死更多的是因为刘邦觉得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像勾践一样，将其当作“卸磨杀驴”的一部分。事实上，刘邦之所以没有立即处决韩信，更多的原因是他希望通过韩信来稳住其他诸侯的情绪。此时，刘邦的天下刚刚建立，任何过早的清算都会引发广泛的不安和反抗。因此，刘邦采取了一个渐进的策略，确保自己的统治能够稳固。

除了这些政治上的原因，韩信与刘邦之间的关系也有微妙的矛盾。刘邦并没有完全信任韩信，韩信并不属于“丰沛集团”，而这一集团是刘邦的核心力量。对于“丰沛集团”的成员，刘邦视之为“自己人”，而对于其他帮助他打天下的人，则显得较为冷淡。因此，韩信并没有享受过同等的待遇，也失去了很多保护的机会。

此外，韩信的军事才能及年轻也是刘邦不得不面对的挑战。虽然韩信的能力不可小觑，但他年轻且雄心勃勃，这让刘邦感到威胁。与刘邦62岁的年纪相比，韩信不过三十岁出头，如同一颗正在上升的太阳，而刘邦则处于日暮西山的阶段。刘邦如果不除掉韩信，韩信的存在势必成为他未来统治的巨大隐患。

综上所述，韩信之死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刘邦选择不立即杀掉韩信，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手段，将其逐步逼入绝境。韩信虽然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但最终未能逃脱刘邦的“心机”和吕后的“铁腕”，最终成为了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