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呕心沥血培养的护道者，为何成了帝国的掘墓人？
十九世纪中期清朝便已经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距离，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将要和已经实现工业革命的列强开始新的一轮世界霸主的竞争。
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天朝上国的荣光彻底打散，1842年魏源便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影响中国数代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随后在晚清四大重臣：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藩与有进步思想的清朝皇室宗亲的支持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经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大力支持下，在陈兰彬，容闳等人的率领下，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三十人，前往美国各个新兴行业开始留学生涯。随后清廷更是多次派遣留学生到欧洲，美国，日本，德国等地开始学习其本国的军事器物，科学技术知识和近代管理理念。清廷的目的本是为了挽救风雨飘摇的国势，希望这些优秀的留学生归国为已经行将就木的帝国续命，承担着清廷的厚望，他们是大清最后的护道者。
此去西洋，应深知中国自强之记，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这是留英学生刘步蟾出国前所立下的鸿志，亦是当时留学生所期盼的，他们担负着国家的希望，民族的重任，准备用自己的真才实学为这个古老的民族注入新的血液，实现他们的抱负。他们在各个国家的名校积极地学习各种各样的新式军事器械与管理方法，并大多获得了优越的成绩。
然而事与愿违，大清曾寄予厚望的护道者却成了帝国的掘墓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甲午海战的失败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国内外的反清反封建的活动组织异常活跃，而其中的代表人物中流砥柱便是清廷的公费留学生。
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作为观察对象，他们的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那就都是留学生。如宋教仁蔡锷等人本是在清廷的规划下进行中国新型教育与商业的近代转型，但在一年之后他们却毅然选择了弃文从武，准备发动暴力革命推翻清廷。而其中最具有代表的人物便是蔡锷将军，违反清廷规定考取了陆军士官学校。归国后更是用一生来反对保皇势力。
中国一直有一句古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些留学生在年少之时，便踏上留洋路，其为清朝振兴而付出努力的决心是不可置疑的。但是清朝守旧的制度却与留学生的每日见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在一开始清政府派出了一些官员规范这些留学幼童，在每天的新式教学后还要接受这些官员教授的儒家经典，清晨还要在五点钟就向皇帝所在的位置磕头请安。然而，接受了新式思想的孩子们在这些腐朽规定下，更加的向往自由，他们私下里剪掉了辫子，势与清廷决裂。1881年，清政府得知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定中断这些留生的学业，命令其归国接受惩罚，这也让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非常震惊，甚至亲自提出要挽留，但是根本无济于事，这些孩子最终还是被押送回了清廷。
迫于无奈回到清朝的留学生们，开始将自己的学识才能投入进了国内的新型建设，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任何新式的的做法总会和儒家的观点冲突，官员们也并无任何的魄力与锐意去革新，就连当时的总理大臣李鸿章也是唯唯诺诺，愚昧腐朽。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时刻关心中国与世界的局势，总结自己留学多年多年的见识与阅历，深思熟虑亦抱着一种对国家的忧患之爱，开出了一味良药--《上李鸿章书》,于1894年呈交给当时的总理大臣，晚清重臣李鸿章。以现今的眼光来看，孙中山的上疏无疑已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器物层次，与甲午之变戊戌变法时期对君主立宪制盲目的政治制度的模仿，上升到了对民主共和思想培育新型国民的新境界。可叹当时的李中堂身居高位根本无暇会见无名小卒孙文，这一篇洋洋洒洒的治国良策便发霉在李鸿章的官衙。同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开始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一生。
鲁迅先生有言：“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没错，留学生们不怕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是惧怕清廷腐朽黑暗，却仍不自知，仍不上进，仍停留在天朝上国的的麻木愚昧。可叹清政府花费这么多的真金白银本欲为自己续命可在最后还是死不悔改，故步自封，在祖宗家法不可改的落后思想指导下亡了国。爱新觉罗氏的辫子永远成了历史的尘埃
随后辛丑条约的签订，庚子赔款的屈辱，大沽炮台的失守，伪满洲国的成立，俄国东三省交收条约的无理要求……这些无不使留学生们失望，苦闷进而去参加暴力革命，为一个全新的民主共和的中国而付出生命。
大清最后的护道者们被大清自己逼成了他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