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唐时期的英雄传说中，除了秦琼和程咬金的赫赫有名，单雄信和王勇王伯当这两位英雄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罗成这一角色则是在历史人物罗士信的基础上虚构而成，有些小说甚至直接将罗成的字定为“士信”。然而，历史上真实的罗士信，实际上是隋朝将领张须陀的得力干将，是秦琼的战友和兄弟，但他绝对不是罗艺的儿子。值得一提的是，罗艺并非什么好人，反而是太子建成的忠实支持者，与瓦岗群雄敌对，并且与李渊一方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罗艺（改名李艺）并未死于隋朝的政治斗争，而是被斩杀于贞观元年，途中准备叛逃至突厥时遭到斩杀。《旧唐书》对此有详细记载：“太宗即位，进开府仪同三司。艺内心恐惧，遂图谋叛变……当时帝命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前往讨伐，未及抵达，慈皓与统军杨岌便计划斩杀罗艺，艺觉察，抓捕了慈皓。杨岌在外，遂发动进攻，罗艺大败，被迫弃妻子，率领数百骑兵逃往突厥。途中，马匹丧失，最终被手下斩杀，首级被送回都市。”

至于“枭首”一词，它并不仅仅指斩首，更具象征意义。《辞源》解释为“斩头并悬挂在木杆上”，这个过程象征着极度羞辱，因为枭鸟的雏鸟会吃掉自己的父母，唯留下悬挂的头颅，这种残忍的比喻在历史上颇具震撼力。郭德纲也曾提到过这个典故。

对于罗成是否即是罗士信，我们不必过多纠结。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基于《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唐朝开国帝王李渊和天策上将李世民为何决定处死单雄信——一个与王世充一同投降的旧瓦岗将领。虽然王世充得到了赦免，单雄信却被斩杀，这其中李家父子对俘虏的处置显得有些不合常理。更为奇怪的是，秦琼和李勣的态度也让人费解。李勣（即徐世勣，当时已经赐姓李）作为李渊的亲信，他是否可以劝解李世民宽恕单雄信？作为李渊面前的红人，秦琼又为何没有为昔日的旧部求情？

对于熟读《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读者来说，秦琼不会为单雄信出面求情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大家都知道秦琼的老上司张须陀是如何死于李密、单雄信、李勣等人之手，而且秦琼是如何加入瓦岗军的：“秦琼，字叔宝，最初为隋将来护儿帐内，后归属齐郡通守张须陀，凭借战功被提升为建节尉（正六品武官）。他曾随张须陀征讨李密，张须陀战死后，秦琼带领残兵投降裴仁基，而裴仁基最终归顺李密。”在荥阳大海寺一战中，秦琼的老长官张须陀与大部分战友死于李密和单雄信的手中。

张须陀实际上是为了救部下而战死的，《隋书·列传》中有记载：“张须陀最终未能逃脱包围，他数次试图救出战友，但最终落马自杀。”这场战斗的失败也让他深感痛苦：“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乎？”最终，张须陀英勇牺牲，为了部下舍命的壮举感动了许多人。

如果没有张须陀的舍命相救，秦琼与罗士信恐怕也很难脱离单雄信等人的包围圈。而张须陀这样的勇将，能够击败并斩杀他瓦岗军中的其他将领也就寥寥无几，只有单雄信、王君廓等少数几人能堪一战。

单雄信本身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武将，曹州人，年轻时骁勇善战，特别擅长骑射，被称为“飞将”。在瓦岗军中，秦琼和程咬金等人是内马军的统领，而单雄信则负责外马军，因此两人并无太多交情。秦琼和单雄信、李勣等旧部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单雄信和李勣等人对秦琼、程咬金等“新贵”也有很大的看法。

李密的过度自负，导致了他对瓦岗军的士兵疏远，使得瓦岗军的士气急剧下降。李勣曾在宴会上讽刺李密不关心士兵，李密因而派遣李勣前往镇守黎阳，实则对其冷落。而单雄信、李勣等人，曾经在瓦岗火并中差点丧命，他们在战斗中的忠诚和勇气，至今让人叹为观止。

当李渊的军队攻入瓦岗，单雄信、李勣等人最终选择投降王世充。即便如此，在李世民继位后，单雄信的命运却走向了终结。李世民在洛阳下令处死单雄信，这一举动令许多人感到困惑，尤其是在李勣为他求情的时候，李世民依然坚持执行死刑。李勣在极力为单雄信求情时表示：“如果能宽恕他，必定回报您。”但李世民并未答应，最终，单雄信以悲惨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旧唐书》和《新唐书》对于单雄信的死亡有不同的描述，但不管如何，秦琼始终保持沉默，未曾为其求情。而李勣则哭泣着要求用自己的官职和爵位交换单雄信的性命。这一点也说明了单雄信在李勣心中的分量——如果单雄信真如外界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背叛者，李勣又怎会如此挤压自己的利益来为他求情？

秦琼不救单雄信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两人之间并无深厚的情谊，甚至可能还存在矛盾；但李勣如此奋力救援单雄信，作为昔日的老战友，也不难理解。唯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作为开国帝王的李渊和李世民，为什么无法宽容单雄信？李世民最终决定亲手结束单雄信的生命，是因为他认为单雄信“不可靠”，还是因为他记得当年差点死于单雄信之枪下的旧怨？或者，单雄信的忠诚与义气，与秦琼、李勣、魏征相比，究竟谁更值得敬佩？

我们不禁要问，若秦琼为单雄信求情，是否会获得李渊和李世民的宽容？这些问题，也许只有历史才能给予最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