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辽朝时期,父祖赠官的区别,用学术理论来解释,应该怎么理解?——首先,辽朝官员的父祖赠官可追溯至太宗时期,但未形成完备的制度,仅是因人、因事的恤典。目前有关景宗时期以前的官员父祖赠官仅找到两例,现略作说明:其一,撰于穆宗应历八年(958)的《赵德钧妻种氏墓志》称赵德钧为齐王,乃是在辽死后之封爵。揆诸实际,赵德钧降辽后郁郁寡欢,未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用,“齐王”的追赠应为延寿之故。
一、官员的父祖赠官
《旧五代史》云:“至天福二年(937)夏,德钧卒于契丹。”赵德钧卒后,太宗耶律德光立即重用其子赵延寿,“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为南京,迁留守,总山南事。”赵延寿继父德钧之志,成为辽太宗倚仗的汉族将领。志文称延寿“终开袭爵之荣,遂被及亲之宠”,母种氏因子贵被封为魏国太夫人,赵德钧的赠爵可能也发生在会同年间。
其二,统和十五年(997)的《韩佚墓志》记载:“曾祖讳梦殷,太子庶子。”太子庶子的署衔于《辽史》无考,可能是在太宗至穆宗时期因子韩延徽显贵后的恩典。辽初的官员父祖赠官并非常制,其随意性较大,是因人、因事的恤典。
赵延寿和韩延徽皆为辽初的汉族重臣,其中赵延寿镇守幽州,从伐后晋有功,太宗为笼络赵延寿而推恩追赠德钧齐王之爵,韩延徽为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佐命功臣”之一,其对辽初的制度建设贡献颇多。延徽历仕四朝,恩眷甚厚,其父梦殷推恩获赠东宫官。圣宗、兴宗坚持推进封建化改革,重用汉族士人,加强对汉制的学习,典章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官员的父祖赠官也在圣宗、兴宗时期出现新的变化。
兹以吕密的追赠为例略作分析:东平吕氏是辽朝的名门大族,吕德懋、吕德方兄弟皆以科举入仕,为吕氏崛起的核心人物。其中,吕德懋官至相国、太师、侍中,得到追赠父官的恩典。德懋之父讳密,“赠太子洗马”。
吕密以耕田为业,未能入仕,但“世济其美,能全不陨之名,积善之家果裕有余之庆”,吕密身殁后“旋登先马,从子贵也”。“先马”即“太子洗马”的简称,志文明确提到吕密的赠官源于其子德懋,但追赠的时间和条件不详。《吕士安墓志》提供了新的线索,其文曰:“(密)以长子相国、太师、侍中讳德懋任春官贰卿之荫,由是通籍于桂宫焉。”
春官应指礼部,据《新唐书·百官志一》记载:“光宅元年,改礼部曰春官。”《唐六典》也记:“礼部尚书一人,正三品,周之春官卿也。”“春官卿”指礼部尚书,则“春官贰卿”即礼部侍郎。
据此可知吕密在长子吕德懋官至礼部侍郎时被追赠太子洗马,具体时间大致在圣宗开泰、太平年间。礼部侍郎”按唐制为正四品,“太子洗马”秩从五品下,大致推测圣宗时期官员推恩赠父官的标准为正四品,赠官内容以东宫官为主。此外,圣宗、兴宗时期的父祖赠官存在“累赠”的形式,官至宰相方可同时追赠父、祖。
二、赠官内容
据撰于重熙二十二年(1053)的《张俭墓志》记载:“王父讳正,皇太中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守太仆卿、赠太子少师。父讳雍,皇左赞善大夫,累赠至太子太傅。”据此分析,张俭的祖父张正阶至太中大夫,按唐制为正四品,职为太仆卿,秩从三品。
张正属于中品级官员,在制度草创的辽初不足以获得赠官的哀荣,“太子少师”的褒赠源于其孙张俭,张俭之父张雍官至左赞善大夫,为正五品的东宫官,“太子太傅”应为其子张俭显贵后推恩累赠所得。张俭是圣宗、兴宗时期宰相,“历官三十一次,作相二十一考,功臣至一十字,食邑户至二万五千”,可谓“亢极人臣”。
张正、张雍的具体赠官时间不详,但应是张俭任相时的推恩累赠,且父较祖的赠官品级高一级(东宫三少正二品,东宫三师从一品)。道宗以后,官员父祖赠官的内容又有进一步的扩充。“时国家因追祖以有勤,俾命官而不次。或遥持节钺之权,或内守图籍之务。”
除东宫官外,遥领节镇官、相衔官、使相衔在父祖赠典中较为常见。如张俭家族的另一支系也获得父祖赠官的殊荣,《马直温妻张馆墓志》记载:“曾祖讳琪,故龙门县令,赠太宁军节度使。……祖讳俨,赠太子少傅。……父讳嗣复,左仆射、兼侍中、晋国公、致仕。”张琪官至县令,张俨未仕,二人的赠官皆来自张嗣复显贵后的推恩。
辽无“太宁军”之名,张琪所赠节度使为遥领官,张俨追赠太子少傅。父较祖的赠官官品高一级(节度使正三品,东宫三少正二品)。
此外,在凭借自身因素获得赠官后,辽朝官员仍可继续因后世子孙的推恩获得加赠。如耶律独攧(胡独堇)历官节度使,卒后得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另据学界对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的解读,胡独堇因子“撒班尚父”(耶律阿思)之贵获得侍中的追赠。
除单赠相衔官或节度使外,部分官员的父、祖获赠“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的使相衔,其哀荣之礼更加隆重。例如贾师训、梁颖的父、祖皆追赠使相衔,这类恩典当与二人生前历官宰相有关。公元1125年,辽王朝被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灭亡。皇族成员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在中亚地区建立了新政权,史称“西辽”。
耶律大石即位后,谓百官曰:“朕与卿等行三万里,跋涉沙漠,夙夜艰勤。赖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尔祖尔父宜加恤典,共享尊荣”,跟随大石西迁的功臣获得父祖赠官的恤典,“自萧斡里剌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西辽的父祖赠官显然是对辽王朝的继承与模仿。
三、后妃的父祖赠官
辽朝后族的性质与中原王朝略有不同,其皇后皆出自契丹族萧氏,范围相对稳定。辽朝后妃父祖赠官的范围较广,大致涉及皇太后、皇后、妃的曾祖、祖、伯、父、兄、弟、侄等直系男性亲属。
辽朝部分后族成员的赠官是依据生前的官爵和功绩决定的,不仅仅局限于外戚的显赫身份。例如萧思温、萧继远、萧孝穆、萧孝惠、萧义等人于生前已官至宰相,获封王爵,其身后待遇自然优厚。
下文主要以外戚身份作为衡量标准,对于官爵显赫的后族官员不作赘述。辽景宗平衡统治阶层的利害关系,积极学习中原汉制。
辽朝皇后直系男性亲属的父祖赠官,至晚就出现在景宗时期。保宁五年(973)三月,“追封皇后祖胡母里为韩王,赠伯胡鲁古兼政事令,尼古只兼侍中。”景宗皇后萧绰的祖父胡母里被追封一字王爵,两位伯父也得赠政事令、侍中类相衔官。
这说明皇后父祖的赠官体系初步形成。圣宗时期出现妃一级的父祖赠官,钦哀皇后萧耨斤之父萧和(谐领)仕至国舅详稳,“早伤歼夺,适议追崇。太平辛酉岁,累赠至侍中、兼中书令。”萧耨斤在太平年间尚处妃位,萧和凭借妃父的身份推恩获得相衔官。
圣宗登遐,钦哀后称制,《辽史》云:“后初摄政,追封曾祖为兰陵郡王,父为齐国王,诸弟皆王之,虽汉五侯无以过。”追封先世三代的恩典是钦哀家族的无上荣耀,其他后族支系难以企及。所谓“代有男十为列国之王,世有女三作宫中之后”,道宗时期的萧德温(别里剌)为萧孝穆之孙,其卒于大康元年,以后父的身份追封王爵。
《辽史·道宗纪》记载大康二年夏六月,“丁未,册皇后萧氏,封其父祗候郎君鳖里剌为赵王,叔西北路招讨使余里也辽西郡王、汉人行宫都部署驸马都尉霞抹柳城郡王”。除皇后之父追封一字王爵外,皇后在世的叔、兄均爵封郡王。
这些事例表明辽朝中后期,后妃的父祖赠官趋于常制,赠官内容以王爵为主,体现出对后族的格外礼遇。此外,后妃亲属遇到朝廷的大礼、覃恩可获得官爵的“累赠”。《秦国太妃墓志》记载:“重熙癸酉岁,王追册为魏王,妃册命为魏国太妃。……乙亥岁,上两殿之徽名,覃九瀛之庆泽。王再追册为晋国王,妃进册为齐国太妃。”
萧和于兴宗即位初追册魏王,后因太后、皇帝加尊号的典礼再册为晋国王。顺宗贞顺皇后之父萧术哲(知微)为天祚帝外祖父,其卒于咸雍五年,“追王晋、宋、梁三国”。契丹小字《梁国王墓志铭》和汉文《梁国太妃墓志》可订正《辽史·萧术哲传》之缺略。
结语
总的来说,按学界对《梁国王墓志铭》的考释,萧术哲先于乾统元年天祚帝即位初追封秦国王,夫人封秦国太妃,《辽史》所记“晋”当作“秦”,术哲再于乾统三年追封宋国王,夫人封宋国太妃,其最终于乾统六年以契丹大礼追封梁国王,夫人封梁国太妃。《梁国太妃墓志》亦记志主“累封秦、宋、梁等三国太妃”,太妃的封号应依附于其夫术哲的爵号。因而,萧术哲因外戚身份遇辽朝的大礼、覃恩累赠国号王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