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起义》这段历史，除了程潜和陈明仁的精心策划与谨慎行事、共产党人的冷静果敢之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因素——军统内部暗藏的一支力量，他们同情并支持程陈两位将军的起义，演绎了一出军统内斗的惊心动魄场面。这一幕，从钟德灿在《长沙起义军统斗争纪实》中的开篇话语中可见一斑。沈醉曾在《军统内幕》一书中确认了这一点，他表示：“张严佛、刘人奎和刘人爵等人都参与了这场起义。毛人凤怕其他特务效仿，于是派遣焦玉印等人暗杀了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爵。杀手成功逃脱后，随即被调往云南工作。”这番言论，勾画出长沙起义中的复杂背景，以及内部暗斗的残酷。

当时，长沙的军统人员竟然成了起义的支持者。为了阻止这场起义，毛人凤不仅事先派特务进行严密监视，还在事后执行了报复性刺杀。戴笠的“好朋友”、三面特工唐生明也曾遭遇暗杀，幸好第一枪没有命中，唐生明身手敏捷，及时闪避，杀手最终只能收枪逃跑。由此可见，毛人凤对于内部反对者向来心狠手辣。沈醉也差点成为被毛人凤除掉的目标：军统南京站长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苏，都在毛人凤的指令下丧命。而在湖南和平解放后，那些未能及时逃脱的特务，无论是否参与了起义，都被毛人凤一一列入暗杀名单。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军统大特务被捕，进入战犯管理所，而长沙起义中的军统内斗也逐渐浮出水面。当年，除了张严佛和刘人爵之外，黄康永、陈达、李肖白等三位军统少将也同样支持起义。1949年8月，长沙起义时，张严佛是长沙绥靖公署的中将高参，刘人爵则是长沙警察局局长，而黄康永、陈达和李肖白分别担任军统湖南站长、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情报收集所主任等职务。这些人物在当时的起义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有读者可能会疑惑：为何长沙在同一时期竟然有两位警察局局长？事实上，这背后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插曲：张严佛决定起义后，他积极争取了军统湖南站站长黄康永及长沙市警察局局长李肖白的支持。李肖白甚至表示希望与程潜一同合作。然而，陈明仁为了迷惑白崇禧，故意说了一些对地下党的严苛话语，这令李肖白产生恐惧，最终逃离了湖南。于是，张严佛不得不推荐刘人爵接替李肖白担任警察局局长。

李肖白逃亡香港，而黄康永后来也去到了香港。至于黄康永、张严佛、陈达为何最终进入战犯管理所，这背后的原因依然是谜。至于黄康永和陈达为何直到1975年才获得特赦，则是另一段历史。不过，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依然是那些分裂成两派的军统特工，在云南起义中展开的智勇较量与刀光剑影。

1948年夏末，张严佛的老朋友陈明仁将军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前往南京明孝陵会面，商讨重大事项。张严佛为了防止毛人凤派人监视，假装和陈明仁一起游览明孝陵，在轻松的氛围中，两人开始商讨起义的事宜。张严佛此时已经看透老蒋的末路，且毛人凤与自己一直水火不容，唯有起义才是出路。这一决定，实际上在陈明仁的引导下，逐渐埋下了起义的种子。

张严佛深知毛人凤的手段，且湖南站长黄康永刚刚被自己争取过来，便被毛人凤免职，并派亲信夏松接任。此后，程潜、程星龄、邓介松、肖作霖等人都在夏松的严密监视之下。夏松迅速察觉了张严佛及其部下的异常活动，毛人凤得知后，立即派遣亲侄毛钟新前往湖南，组织杀手暗杀程潜等人。

然而，张严佛早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阴谋，并在乐陶旅社确认了毛钟新的行踪。张严佛决定与肖作霖商量应对策略，而肖作霖将应对毛人凤刺杀的任务交给了张严佛。由于手头力量不足，张严佛想到了自己的好友陈达，特地邀请他到长沙协助。陈达从毛钟新的口中得知了毛人凤的暗杀名单和具体行动计划，两人商定了对策：长沙的军警大多支持起义，而毛钟新虽然气势汹汹，但实际上力量薄弱。于是，他们决定通过匿名信给毛钟新施压。

第二天，毛钟新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钟新先生，玩火自焚，古有明训。识时务者为俊杰，逆洪流而动者必灭顶。望先生悬崖勒马，速离长沙。否则，敬请保重！”毛钟新被吓得迅速撤离，毛人凤再次派遣了焦玉印、孙坤等五名杀手，但面对张严佛、刘人爵等人的精心防范，这些杀手根本无法下手。

根据沈醉的回忆，刘人爵原本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行动术教官，专门教授捕绳术、擒拿术等技能。小杀手们面对这些老特工，根本无计可施，只得另想办法。最终，焦玉印和孙坤伪装成寻求帮助的普通人，趁刘人爵疏忽时，发动了致命一击，成功暗杀了他。随后，这两名凶手逃往云南，却最终被起义的沈醉等人抓获，并被判处死刑，于1950年5月1日执行枪决。

焦玉印和孙坤的死刑判决让刘人爵被追认为烈士。至于张严佛为何最终被捕并进入战犯管理所，沈醉曾表示：“毛人凤派遣特务暗杀了刘人爵后，有人对张严佛产生怀疑，尤其是他与一些从香港来的军统分子保持联系，最后导致他被捕。”也有声音认为，张严佛在起义中的贡献巨大，但由于他在担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时曾刺杀过八路军参谋宣侠父，最终只能保住性命。

如今，经过时光的洗礼，关于张严佛与刘人爵在湖南起义中的贡献，已经成为历史的遗存。熟悉这一段历史的读者，必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与评价。